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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元在线聊天群, 小说有毒

作者:   来源:  热度:9  时间:2021-07-18






作者 | 资深媒体人 姜雯在台湾第二波疫情暴发、还未三级警戒前,我有幸见到了骆以军。那是5月11日,我们还能悠闲地坐在台北的咖啡馆聊天。“因为之前身体的病,我这阵子都

作者 | 资深媒体人 姜雯

在台湾第二波疫情暴发、还未三级警戒前,我有幸见到了骆以军。那是5月11日,我们还能悠闲地坐在台北的咖啡馆聊天。

“因为之前身体的病,我这阵子都傻得厉害,你多包涵。”我曾听过一次骆以军的讲座,谈到文学的时候,他是那么慷慨且温柔,像是一个头顶光圈的胖精灵。如今他确实比我印象中更憔悴了,讲话的速度也变慢了许多。

室外燠热,暑气蒸得人昏沉沉。骆以军手上的烟也没停过,我穿过层层热浪和氤氲的白烟望向他。他穿着简单的T恤和大裤衩,赤脚踩在木地板上,两只拖鞋东倒西歪,仿佛是两个曾被剧毒灼穿身心的武士,如今以酩酊大醉的姿态滚躺在地上。

大概是我也醉了,醉倒在骆以军层层叠叠如梦呓般的故事里,既是小说的,也是现实的。他跟我说着这两年的大病、自己经历的民俗疗法、被网军霸凌的所谓“抄袭事件”,以及新冠肺炎这场大疫里的种种魔幻事件。

“这两年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我都感受到内心剧烈的痛苦。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很怪,大家好像都是外星人的感觉,很像机器人的傀儡。怎么没有一个大姑妈说:停,你们这些屁孩,都他妈神经病。”

骆以军出生于1967年3月29日,有着白羊座的直率和单纯,著有《西夏旅馆》《遣悲怀》《匡超人》《明朝》《女儿》《降生十二星座》等小说,曾获“台北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2018年第五届联合报文学大奖”等奖项。

骆以军部分作品

梁文道曾说骆以军的小说很“特别”。“不只是在华文世界,而且是在整个当今我所知道的文坛,应该是最特别的。”我不好意思地跟骆以军坦诚“你的小说我有时候读不太懂”,他爽朗地笑着说“没关系”。和骆以军聊天不用顾忌什么,他坦荡、赤诚,如溪水般清澈,大家都喊他“骆大”。

来自20世纪的“剧毒”

骆以军这几年接连生大病,先是心肌梗塞,然后是糖尿病。2019年去检查身体的时候,血糖400多,医生说要立刻转急诊。骆以军心大,说自己晚上还有事情,医生说你现在走出去,随时可能暴毙。

病情稳定一些后,骆以军去白先勇的座谈会演讲。但他的状态没办法恢复到和以前一样,所以演讲稿都要提前写好。当时念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因为自己少带了一张,于是这个演讲戛然而止。“我那时候好沮丧哦,所以我说现在比较傻一点。”

骆以军

“我现在55岁,有点来得早。”骆以军说他的大学老师杨泽“救了他”,杨泽带着他去看各种民间疗法。听骆以军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像是在看小说。

“有个师傅练过少林武功,他帮你做‘踩敲’,他就踩你大腿的某一条经脉。他那个脚像刀子一样踩下去,我痛到要抓住后面的某条钢管,像是极刑。第一次去踩就一直喊:‘爸爸,我错了,放我走。’”

“我老师还带我去叮蜜蜂,就是蜂针疗法。蜜蜂叮在你穴道上,叮完就会死掉,我能感受到蜜蜂死亡前的仇恨。我每周都去,要叮20针。现在都不敢去找按摩阿姨,身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疤痕。”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能不能看看你的疤痕?”和骆以军聊天特别轻松,以至于我提出了这种没头没脑的要求。他也不介意,爽朗地大笑,开玩笑说:“看一次五块,你也可以买月票。”

对于自己现在的身体,乃至精神,骆以军觉得自己是中了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剧毒”所致。

骆以军二十几岁的时候,台湾刚解严,他开始接触到大量美国、日本的流行文化,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小说,例如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那时候不仅是读,简直是狂恋、着魔。

“当你开眼了,你一本一本吞食这些西方小说,其实也是在吞食欧洲文明走到20世纪初,已经开始的那种恐怖。就像我们现在开始感受:这世界怎么了?”

“你其实不知道,这些小说就是那100年法国、德国、美国、印度、拉美那些小说家的噩梦,20世纪的小说很少有美梦。是各种形态的人的恐怖、人的分崩解离、人的痛苦。”

从读书到写书,骆以军以一种献祭的方式把自己交给了小说。这套用大脑、用身体的方式,是非常戏剧性的,是用个人撞上整个世界,消耗着创作者的生命力。

“用我老师的话说,我是喝着西方现代主义的毒药奶长成了。我也反哺、也苦苦创作,最后我的小说可能就是一朵朵毒花,很妖艳,但是也有剧毒,它也反噬了我这个人。我老师像是在渡我,所以一个礼拜和他去叮一次蜜蜂。”

《明朝》描写的就是这几年骆以军感受到的人类的痛苦和暴力,但他以一种跨次元的方式书写出来。人类就要灭绝了,于是把载有人类记忆的AI机器人发射到太空,而里面是关于明朝的病狂、暴力、幻美和理智—这是人类致力于重建的文明。

这何尝不像是我们当今所处的世界,线下的躁动交织着网络的病态,鲁迅所讲的人的残酷、冷漠、微小,充斥在线上和线下。骆以军也在扛着这世界的痛苦。

2018年5月,中国台湾,骆以军出席台积电青年学生文学奖作家巡回校园讲座

原始人走出洞穴

读骆以军的小说和散文,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人写的。他在脸书上写文章也有很多人喜欢,是一种“骆式脸书体”,这和他与我的往来邮件也颇相似,还会夹带各种表情符号:小熊、笑脸、星空、爱心、鲸鱼……

他的小说结构复杂、文字绵密,总是试图探向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幽微通道—那之中包含性、暴力、女体等等。但骆以军的散文则柔软、温情,充满童真,像是一个大孩子对着一群小孩子碎念着小故事。

“脸书上那个比较像是真的我,但也没所谓真正。”

骆以军说自己是原始人个性,年轻的时候没好好上学,是个“人渣”,电脑课都作弊所以没学会打字。那时候看书还有阅读障碍,看了半天看不懂,就一边抄一边看,抄着抄着就读懂了。也于是,他直到现在还保持着手写的习惯。躲在自己的房间写小说,写在稿纸上,再付费给别人打出来。

2011年的骆以军还不会打字,那时候别人问他要电子邮件,写很长的对文学的想法给他,他就只会回答“是”。“我都会跟别人说我回信可能不是很礼貌,因为看上去很高傲冷酷,其实是我不会打字。”

直到后来为了盯自己的孩子,骆以军才开始学起用脸书,也才有了后来的“骆式脸书体”。“那时候他们玩开心农场,我听说会去偷菜,我说你们别去偷别人的菜,多没面子啊,我去经营来给你们偷菜。后来我自己上瘾,还去便利店买农民币,卧槽,弄一个超级豪华的农场,熬夜都在玩。我老婆就发怒了。”

骆以军和家人

骆以军还很爱聊星座、算命。他说自己是白羊座,比较傻、比较容易犯错,“我小孩就很受不了我,这两年孩子感觉我不只傻,还报废的感觉。我在家经常闯祸,包括把自己搞成这样”。

而骆以军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不是火象星座,“他们很像小动物那样,三个都很害羞,常常在饭桌上讲那些很小的事情,我就很豪迈地发表意见,他们就解散各自走了”。

之前有个小神婆给骆以军算命,看他的命盘是“八宫人”,这一宫一生的命题就是性、暴力、犯罪、权力的黑暗面。果不其然,骆以军在小说里探讨的也都是这些命题—这是另一个维度里的骆以军。

“真实的我其实没那么变态和暴力,我也没从中获得变态的快乐,但我要像一个极限运动员。比如说《西夏旅馆》里那种历史的暴力,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潜水夫,要去打捞深海的沉船,但潜水是一个高危行业,我其实是要去打捞人类内心的痛苦、嫉妒、恨意,而写这些东西会反噬我自己。”

骆以军的有趣之处也在于这里,他像是一杯层次丰富的鸡尾酒,你甚至可以在烈酒上点火,感受上层的滚烫与下层的冰冷。

除了20世纪的剧毒,骆以军仿佛在感知整个人类的苦难。“我有一种很强的‘他感之心’,它甚至强烈到我分不清人我的分界,我可以感受到不同人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是技术层面的苦,它是真的让你痛苦—会让你爆掉的剧毒。”

“以前有个老前辈给我算过八字,他说我是他见过命的格局最大的,超宽阔的,就像一个超大超大的水坝,但是里面没有一滴水。就是格局大但命苦,他说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人。”

“死结”

算命的老前辈说骆以军会有两年“死结”,如果能过,之后的人生会很好。他也确实经历了生命的劫难,但重病之外,他还经历了一场写作生涯的浩劫。

打开骆以军的脸书,背景是《明朝》的书封,头像是他戴着小熊帽子的搞怪照片,大部分的文章已被清空,最近的帖文停留在今年的3月28日。

骆以军脸书背景及头像

“……还是好喜欢听人们叫我‘骆大’,我刻了个章,‘天真烂漫’,我希望自己大大的。人们会把你根本不认识的对方,想成大坏蛋,想置之死地,其实既然如此,当初何须走文学这条路?……”

再上一条则是在2020年12月9日。“这件事过去一年了。遇见老友,他非常诧异我仍为此事所困,说你这样一个汉子,怎么会如此?我说:因为小说之于我,不是儿戏;是性命以对。……”配图是一大摞手写稿纸,夹在不同的透明文件袋里,那是他的新长篇,书名暂定《爱在瘟疫蔓延时》。

骆以军新书《爱在瘟疫蔓延时》手写稿件

骆以军所指,是2020年3月发生的“火车事件”,《明朝》中某一段被指控“抄袭”,尔后骆以军被网军“追杀”。

事情大致如下:2019年初骆以军开设了八堂“阅读小说与习作坊”课程,其中一堂谈到川端康成《雪国》开篇的火车车窗倒影描述,便让学员们以“火车”为题讲述一个故事。

后来《明朝》出版后,这堂写作课的内容成为他小说中一个简短的素材,其中就包括了一个学员的故事。但骆以军并非将这个故事占为己有,他只是描述了当时的那堂写作课……

“如果这样算是抄袭的,小说这件事都变成抄袭了。”骆以军仍是愤慨。

也当愤慨。即便文坛不少人为骆以军抱不平,也还是有人落井下石,也还是抵不过网络世界的诋毁,也还是拼不过人类复杂的内里。

多说无益。

谈到写作的状态,骆以军说自己像一台车一直踩油门到极速,飙了20年,现在有点油尽灯枯了。

骆以军(图源:凤凰网读书)

但过去这20年来,即便有经济压力、即便颠沛流离,骆以军始终保持着尽可能每天在咖啡店写作的习惯。

大约在六七年前,他的身体开始走下坡,比较难抗气温过冷过热的季节,或是旁人大声说话的干扰。于是他会走进一间小旅馆,办三个小时“钟点休息”,从进去后就开始非常专注的书写状态。

“这两年又大病,大约只能待两个小时,然后回家和妻儿相处,照顾狗,挂网—这是这几年较糟的习惯。我的书写一直像一个自律极严的运动员。”

“那么,你觉得你和你的作品,最终想要通往何处?”

“我啊,如果能像张岱的《陶庵梦忆》,甚或《红楼梦》《金瓶梅》,能够让未来的某些读者读了,想:啊,这就是曾经某个时代的文明,曾经创造出那样繁华迷魅的光焰—他们疯狂的样子、孤寂的样子、渴望爱而不可得的遗憾的样子、像在梦中穿梭巡游的样子。”

“啊,那真是心满意足啊。”

和骆以军聊完,我也觉得心满意足。台北五月的阳光烁烁地扑在脸上,像是被一个柔软的精灵撞到。他冲我哈了一口气,我便跌进云里,做了一个关于文学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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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少威

新媒体编辑 | 苏   米

排版 | 乔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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