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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早期领导凯丰结局, 攻占镇远,红军士气大振

作者:   来源:  热度:5  时间:2021-06-11






镇远,黔东大地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的美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革命史上,镇远不仅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之地,也是红军入黔开展活动频率最高

镇远,黔东大地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的美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中国革命史上,镇远不仅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之地,也是红军入黔开展活动频率最高、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

从1934年9月至1936年初,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三支红军队伍转战镇远,足迹遍布各地,播撒革命火种。

在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中,陈云同志这样写道: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湖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这段话,记录了红军攻克镇远在物资和精神上取得的重大收获,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镇远在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作用。

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向黔北进军的战略决策。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攻占镇远,就是贯彻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一环。

12月22日,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率领下,红九军团从剑河经柳堡、岑松、元兆向镇远进发,次日到达镇远金堡一线。在金堡老城,中央代表凯丰、军团司令员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红一军团15师师长彭绍辉、政委肖华等领导人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黎平会议精神,决定兵分三路攻占镇远。

苗疆首府镇远,自古为水陆都会,店铺林立,货站遍布,赋税收入丰厚。黔军东部行营、专署、县政府仓廪充实,中央军大批的战略储备物资已囤积于此。红一军团第15师、红九军团于12月24日攻占镇远之后,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粮食、布匹、药品和黄金白银,极大地满足了红军的给养。

12月25日,红军还在府城三牌仁寿宫召开了大规模劫富济贫大会,大批工人、店员、农民及贫苦群众参加。会上斗争了地主恶霸,所得财物除红军留下部分作部队所需外,绝大部分给了群众。

镇远县委党史研究室付晓翡研究员介绍说:“镇远官府和商人众多的钱财,加上敌军事先运到镇远的辎重物资,部分金条和数万银元,以及大量粮食、被服、药品、枪支弹药等,红军运了三天三夜。”

龙山威威旌旗展,?水苍茫红遍天。镇远战役,不仅在物资上、经济上予红军以充分补给,而且在诸多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政治上,用一场战役胜利,证明黎平会议做出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稳定了军心;

在战略上,为红军主力顺利进抵并强渡乌江提供了重要保障,是落实进军黔北战略决策的重要一着;

在军事上,有力威慑了敌人,削弱了敌军战斗力,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士气上,让长征以来苦苦奔战的红军战士们为之振奋鼓舞,看到了希望,士气更加昂扬。

在镇远,人们常说“镇远三件宝:山水秀,历史长,红军遗迹真不少!” 红军转战镇远期间,镇远人民也积极为红军当向导、救护伤员、运送红军、筹粮筹款、捐献财物、踊跃参军,给予红军大力支持和帮助。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镇远人民翻身做主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镇远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全面落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接续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2015年,镇远县的贫困发生率为17.31%,到2019年,全县贫困发生率已降为零,曾经的7个贫困乡镇、57个贫困村、51382名贫困人口全部摘帽,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2020年,镇远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4083元、11179元,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历史名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转战镇远,是镇远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为镇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新征程上的镇远人民继续谱写新的发展篇章。

· 伟大转折系列 ·


来源:求是网

采写:狄英娜

制作:柴潇凡

审核:宋维强

监制:马建辉

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

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置之不理,继续部署兵力,准备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一个师又两个旅、阎锡山晋绥军一个师及一个旅以上的兵力,渡黄河入陕,协同陕北井岳秀、高桂滋部,采取堡垒主义政策,向陕甘根据地的东北部进犯;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在陕甘宁边界地区部署兵力,防堵红军西进;黄河西岸,晋绥军为防止红军再次东渡,也加强了兵力;南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部也在蒋的督促下,不断向边区推进。在这种封锁局面下,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势必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为了进一步明确当时的形势和今后的战略方针,1936年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分析政治和军事形势后,中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甘肃是必由之路”的提议,确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并做出红军西征的决定。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提出西征的主要目的和行动计划是,“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在这个目标指导下,中央军委重新规定红军战斗序列: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由3个师组成,第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第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第三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第十五军团(由3个师组成,第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第七十五师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第七十八师师长韩宪楚、政委崔田民)和第八十一师(师长文年生、政委李宗贵)、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刘晓为政治部主任,主要任务是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等部队,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带创建新的根据地;第二十八军和陈先瑞军组成陕南部队,负责策应西方野战军的行动;第三十军、三十一军、神府支队组成陕北部队,第二十九军组成渭北部队,这两支部队坚持游击战,钳制国民党军及陕北、渭北等地的地方军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坚决保卫已有的革命根据地。西方野战军于5月19日分左右两路,从延长、延川出发,执行中央军委确定的第一阶段任务:“夺取并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由于西征地区大多是回族聚居区,为了得到回族群众对西征的支持,红军总政治部5月24日下达《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提出启发回民觉悟,发动回民反对军阀统治,争取建立回民政权;组织回民武装和游击队;培养回民干部,对回民俘虏要优待;严格执行对回民的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区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民族团结);专门研究回民生活习惯及对回民的政策等方针。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发布《对回族人民的宣言》,表明“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还提出民族自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公布了七个方面的民族政策:回族人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忉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联合同情中国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5月27日,红十五军团从新城堡地区出发,分两路向西北进攻。5月28日,红一军团由吴起镇向元城镇、曲子镇方向攻击前进,6月1日,在曲子地区向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发起进攻,迫使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以下150余人投降,缴枪200余支,红军进占阜城。两天后,又在阜城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6个步兵营,击溃两个骑兵营,俘敌1100多人。至此,“左路军消灭了马鸿宾的主力,夺取了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之线碉堡。右路军夺取了宁条梁,争取了教民的拥护,影响蒙民,打击了三边、盐池的地主武装”,野战军西征的第一步作战任务已基本完成。为继续消灭马鸿逵、马鸿宾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彭德怀建议“左路红一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夺取豫旺堡、七营、黑城镇等要点;右路红十五军团主力,向西南夺取豫旺县城、小台子、萌城等地。两路军均于七日开进。”中央军委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提醒野战军总部要“蓄积部队精力,以利西面战斗”。6月14日,西方野战军决定发起西征第二阶段作战,提出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部队给养和冬服问题。左路军(红一军团)在曲子镇、阜城、七营、上新堡等地区集结,向四周赤化,打击马鸿宾出扰部队;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夺取豫旺县城,第二步以夺取韦州城为目的;中路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主力第一步夺取安边。16日,红十五军团一部攻克定边县城,歼敌一个营并保安团全部,俘虏350余人,缴获180匹战马,1万银元及大量布匹、粮食。随后,红十五军团乘胜攻克盐池、豫旺等县城,全歼国民党守军,俘虏500人左右,缴获大量的军用物资和马匹。在北线,西方野战军中路军两次进攻安边县城,未克。野战军总部决定围攻安边的红二十八军南撤休整,准备打击出扰之敌;西北线上,马鸿逵派兵南犯,企图夺回豫旺县城。红十五军团直属队和七十五师在红城水地区设伏,于7月5日诱马鸿逵部骑兵3个团并两个营进入伏击圈激战,成功击溃马鸿逵部队,歼其200余人,获战马200多匹;在南线,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借张学良离开西安之际,指挥7个多师的兵力,由固原至庆阳一线向北进犯,由于西方野战军恪守与张学良的秘密协定,极力避免与东北军作战,然而红军的忍让却被何柱国视作软弱可欺。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认为“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妨碍大局,反而有利于大局”,遂决定给其以痛击。7月17日,何柱国的骑兵第六师在向红军试探性攻击时,被红一军团第二师击溃,此后,东北军对苏区再无大的进攻。7月初,中央军委明确西方野战军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七月以赤化现地为目标,八月以迫近河边求战为目标,九月以后依情况决定”。毛泽东认为,“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如须等候冰期,则十二月以前我军活动区域除灵武、金积外,自当展及固原、海原、靖远地区,将三边、靖远之间完全赤化。那时东北军当无理北进,甘、宁之交当可巩固”。“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不论为红军为东北军均须如此,不过彼时行动更有便利条件”;“七月工作应以赤化、扩红、训练三件为中心”。同时,毛泽东还向彭德怀通报了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8月初可出甘肃东南的消息,建议派红二十八军南下策应。此后,红军在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红城水、甜水堡、豫旺堡等地展开苏区创建工作。7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西方野战军领导,高度肯定“两个月以来西方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强调当前要“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在西方是打破马(马鸿逵)、何(何柱国)进攻,极力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在东方亦是把争取汤(汤恩伯)、陈(陈诚)、二高(高桂滋、高双成)加入统一战线作为第一任务,同时继续游击战争的坚持,以保老苏区。在南方最主要的是发展统一战线于杨王刘(指杨虎城、王以哲、刘多荃)各部中。综合这些任务,在第二个阶段上完成,就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使得我们有一切优良条件去准备打破蒋介石在两广问题结束后可能增加兵力到西北的阴谋,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西方野战军两个多月西征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据《红色中华》报道:西征以来至7月初:消灭马鸿宾部3个团,缴获长枪1500余支,俘虏2000余人,活捉旅长1人,缴无线电机两架;扩大红军800余人,筹款4.5万元,扩大新区纵横700余里,占领定边、花马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豫旺、同心城、七里营等地。同时,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扩充了红军的队伍,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在西方野战军西征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培养大批干部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题讨论了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决定林彪、罗瑞卿分别担任校长和教育长,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育委员会,启动学校的组建工作。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期学生1038人。为了进一步围剿和彻底消灭陕北红军,1936年5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太原组建了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任命集江西和山西“剿G”经验为一身的陈诚担任总指挥。在陈诚的全力督促下,中央军、晋绥军和东北军等国民党部队加紧了向陕甘宁苏区“进剿”的步伐。此时,尽管驻留东线的红军数量有限,但是,他▊们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为保卫苏区,对进犯的各路国民党部队展开了顽强的抵抗。6月中旬,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由延安地区分三路北上,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推进。中央军委一面积极部署兵力拦截,一面通过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劝阻,同时做好中央机关向西转移的准备。中央领导层原打算在主动撤离后将瓦窑堡交东北军驻防,好让其能以此为战绩,在蒋介石面前有所交代。然而,就在与东北军停战交涉并进行交接准备的时候,被国民党地方部队钻了空子。6月21日黄昏,驻扎在横山县石湾一带的国民党军高双成部第八十六师2个营约800人,突然袭击并乘虚攻入了瓦窑堡。杨尚昆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驻瓦窑堡的红军大部分已撤走,只有红军大学还留下几百人”,“我和林彪、罗瑞卿几个人在城墙上看着这群同土匪没有区别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冲进来,非常着急。这时毛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同志身边也没有兵。幸好还埋伏着一个连,就靠他▊们抵挡了一下”。由于事发突然,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匆忙中撤离瓦窑堡,迅速西进,向保安聚集。7月3日,博古、王稼祥等率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关以及红军大学移驻保安,张浩、吴亮平、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赖大超、周兴、张心余等随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于8日、11日和25日抵达保安。凯丰、林彪、叶剑英、刘伯承、罗荣桓、伍修权、王观澜、罗瑞卿、陆定一、李克农、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张云逸以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也在7月底以前陆续到达。

连载2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高婉鑫审核:王麟

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获得落脚之地,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困难和危险的局面。军事方面,红一方面军锐减到7000多人,加上组建不久的红十五军团,总兵力在1.5万人左右,所在区域人烟稀少,兵员匮乏;经济方面,财政十分困难,群众负担沉重,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政治环境方面,陕甘宁苏区四面被国民党强敌包围:南面延安、甘泉、洛川一带驻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东南宜川、韩城驻有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主力,西面被宁夏、甘肃国民党军10多个师兵力的包围,北面榆林、绥德、米脂一带有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和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东边有已经侵入陕西吴堡、神木等地的晋绥军5个旅以及隔黄河相望的阎锡山晋绥军。与此同时,蒋介石不断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胡宗南、阎锡山持续向根据地施加军事压力。为了打破封锁,摆脱困境,立足未稳的中共中央积极筹谋对策,力图巩固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领导人内部对于未来发展前途,存在着南下、北上、东进的分歧。彭德怀主张北上,林彪主张南下,毛泽东主张东进。意见相持不下,直到瓦窑堡会议后争论才告一段落。12月23日,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了红军的行动方针: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万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晋绥军和红军的优势、劣势作了分析,认为阎锡山的优势在于:优势兵力;本身作战能力;防御力较强;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但也有弱点:战略形势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人民一般不满;作战指挥差;攻击精神差。红军的长处是:进攻的;能打运动战;有侦察条件;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有人民援助;红军能作战。在作结论时,毛泽东指出:“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还对新兵的补充和训练,干部的训练和配备,枪支弹药的修造,被服、食盐的供应等各项准备工作,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东征的行动方针。决定采用稳扎稳打的军事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凯丰等政治局多数成员随主力行动;留在陕北的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要求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

东进抗日的方针确定后,红军立刻进入准备阶段。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我用了7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15只船,每船乘30人,来往一次需要1小时20分钟。全军1.4万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3至4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

1月3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参加东征的红一方面军使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番号,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参战部队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辖第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第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和第四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第二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下辖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第七十八师(师长田守尧)、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明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反对以跨越山西向河北、绥远作为第一阶段之基本战略方针,也反对不能以临时的跳跃作为战役方针”。1月中旬至2月上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在延川永坪及其以东地区集中,进行政治动员和临战训练。

西革军委一再提醒前线部队和中央局要隐秘行事,严守行动秘密,避免走漏消息。为了确保东渡黄河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于2月5日率部进驻清涧县高杰村袁家沟,亲自侦查渡口情况并督促相关准备工作。在袁家沟期间,适逢元宵佳节前后,且当地连降数天大雪,壮美的风光、大好的心情和即将开启的伟大事业使毛泽东感慨无限,欣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词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将此作抄录给诗人柳亚子,随后被刊登在重庆各大报纸之上,并广为传诵。

在准备渡河作战的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参与东征的红军力量必须更加集中和强化,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

2月18日,彭德怀、毛泽东在袁家沟发布《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宣布2月21日晚8点开始渡河。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步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指挥每个渡河点,以“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的渡河”。要求先头部队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翼侧掩护阵地,以保证后队渡河及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若被敌发觉,则立即改为强渡。渡河后“一军团须准备与进入渡河点附近二三十里地区之援敌战斗而消灭之。在消灭该敌后或该地区无敌情,均须于第二日(即二十二号)或第三日(依渡河快慢及敌情决定)相机占领留誉镇地区。”

由于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渡河的开始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天。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在自己随军渡河后即刻赶到河口,指挥维持河口、义牒镇、石楼一线交通的游击部队。

从20日晚8时开始,红一、红十五军团1.3万人从北起绥德沟口,南到清涧河口百余里的黄河线上,发起渡河战斗。先头部队迅速控制了东岸的滩头阵地,掩护主力渡河。21日,毛泽东从河口东渡黄河。至23日,红军突破晋绥军防线,占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村镇在内的纵深35公里、横宽50余岔里的广大区域,并在4天内歼灭和击溃阎锡山部5个团,俘虏1200余人,控制了吕梁山地区的石楼、中阳、孝义、隰县等地。面对红军的进攻,阎锡山一面急调入陕部队返晋,以14个旅由隰县向北,介休、汾阳向南,中阳向南分四路反扑;一面致电蒋介石求援。

3月1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号召“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只要同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红军都愿与之联合,“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3月8日,中共中央在山西孝义县大麦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新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决定在兑九峪一带集中重兵消灭晋绥军有生力量。3月10日,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乘兑九峪晋绥军二、三纵队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猛攻,在击溃敌主力、歼灭约2个团后立即撤出战斗。鉴于中央军陆续向灵石、平遥、介休、侯马等地开进,阎锡山又纠集4个纵队再次向红军反攻,晋西南、晋西北防守兵力薄弱的实际情况,3月12日,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国民党部队;右路沿汾河与同蒲路南下;左路北上直逼太原,并掩护红一军团。各路红军均取得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日至27日先后在隰县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千村(今属交口县)、石楼县罗村和四江村等地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彭德怀、杨尚昆、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出席会议。会议深入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瓦窑堡会议以来党的工作与方针政策符合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提出了“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的解放战争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认为要“区别日寇与卖国贼”、“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要“以发展求巩固”;会议还讨论了军事战略和行动方针,明确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4月5日,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列举蒋、阎阻止红军东进抗日事实,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中国于灭亡”。

为策应河东红军的作战,河西的红二十八军在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乘晋绥军回调之际,迅速进占宋家川、吴堡等地,收复部分原来被国民党军占领的陕北苏区。3月底,红二十八军奉命渡河并协同左路军参战。他▊们不仅迅速扫除了罗峪口至黑峪口一带的黄河封锁线,而且在金罗镇、师庄、三角庄一带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4月14日,为完成恢复黄河交通的任务,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仅33岁。

4月下旬,集结在山西的阎锡山部队和中央军已达到51个团,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蒋介石的强令下向陕北推进。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和“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的情况下,红军决定回师陕北,“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和“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等任务。5月2日至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返回延长、延川一带。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红军东征历时75天,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成效:在军事上,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并扩大红军8000多人,增强了革命力量;同时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山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为以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调动阎锡山入陕部队回防,打破敌人对陕北的包围封锁,扩大了苏区。在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农民的生存要求,获得支持;筹集款项30多万元,缓解了财政压力。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总结的那样:“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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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高婉鑫审核: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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