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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1977观后感, 高考1977观后感

作者:   来源:  热度:13  时间:2021-06-07






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但却是为数不多的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我知道这句话是在高三那年,而我真正读懂理解这句话,是在看完《高考1977》之后。 影片以上世纪七十年

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但却是为数不多的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我知道这句话是在高三那年,而我真正读懂理解这句话,是在看完《高考1977》之后。 影片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山下乡青年的高考为题材,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文化大革命过后青年学子对知识的渴望的形象,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画面。这部影片给我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我将按照不同的角色来谈谈我的感触。

老迟,这个人物在影片中极其鲜明,他是一个口口声声不离组织的人,它代表了组织,他手里的公章就是权力的象征。他是一个极其爱面子的人甚至有些死不悔改,却也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的形象可谓一波三折,从影片开始一个风趣的三分厂厂长,到想尽办法组织学生报名,最后再到亲自送学生进入考场。他从一个固执地当权派,最后变成了一个平凡地有爱心地父亲形象。他的角色变化,体现出了当时的政策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青年开始下乡,老迟就是下乡青年的一个管理者,他代表了权力,他要维持整个秩序,维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因此在他看到学生们对上大学的渴望时,会想尽办法阻挠,当然到最后,我也能理解他,他▊们复员军人对下乡也是不情愿的。尤其到最后,学生们因为拖拉机坏了而赶火车的场景尤其感人,他▊们追逐的不仅仅是火车,更是在抓住知识的机会。老迟送他▊们到考场让我的心里暖暖地,因为此刻,他真的是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不愿意耽搁他▊们的前程。

强子,其实强子只是一群青年的代表,对知识的渴望在他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从最初由机会推荐上大学,他举行的抗包比赛拉票,到后来为了争取报名表的绝食,到他去偷书,他的形象是鲜明的,体现出当时青年人对知识的渴望,对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强子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他不但自己坚强地努力争取,而且也鼓舞小根宝坚强面对,抓住机会。

陈琼,她是另一个典型,就是成分不光彩,这点给我感触极深,因为爸爸的历史问题,她无法通过组织审查,推荐上大学不可以,而且在报名时候也一道一道的门槛,从本质上来说,陈琼是无辜的,她是清白的,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无形的剥夺了她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她对爸爸会那么恨,她迫切想改变命运,但是出身不好给她打上了烙印。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老迟说让老板给陈琼介绍婆家的时候,她坚定地答应了,这充分体现出当时陈琼的出身不仅仅影响了她的大学梦,甚至连她的婚姻她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她如果想和连长结婚,老迟是不会给盖章的。

连长,我认为他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他也是一名知青,他也在梦想着离开农场,另外一方面,老迟的特殊优待也在无形中增加着二人的人情味,也无形中给了他不能离开的束缚,连长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为了心爱的女人能够考大学,他去参加了高考。为了男人之间的友谊,为了维持着农场,他放弃了高考。这的确很难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接受了现实,放弃了理想。

陈老师,也就是陈琼的父亲。由于成分问题,他不能得到女儿的原谅,但是那份伟大的父爱却并没有因为误解而消失,她千里迢迢从上海到黑龙江,去给陈琼送书,他深信这次是女儿改变命运的机会到来了,因此他才会有勇气冒充招生办的老师,才有勇气写伪造材料,这份父爱是伟大的,从而最终感动了老迟,感动了最后的招生的老师,陈老师是当年无数受打压的对象之一。

以上以几个人物为我们清楚地再现了历史,让我认识到当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发人深省的,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教育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讲,也造就了一批有着坚强毅力的人,那些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始终抱有信念的人终于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遇。

今年的高考尚未开始,年轻的学子们很多都对当年的历史了解的不多,因此,我们很容易对目前优越的条件麻木。看过这个电影,我很庆幸自己在把握住了高考,赢得了进入大学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充分利用大学的资源,好好打造自己,不去虚度时间。大学虽不是人生的必须,但是确实为数不多的四年,因为这四年我们用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且行且珍惜!

《高考1977》描述的那个时代,咱也深有体会,且并不全是电影中的滋味。电影故事的发生地在黑龙江省某农场三分场,时间开始于1977年的夏秋之间。

那个时间,我正生活在黑龙江某农场,是个还没有戴上红领巾的好少年,我所生活的那个连队里就有二三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后来,他▊们中的九成,一两年内都“返城”了,有一些知青留在农场,甚至一些已经在农场混出名堂,不舍得丢下大好前途。

所以说,《高考1977》里王学兵饰演的潘志友确实反映了那一代人的一个真实侧面,他▊们是知青中的佼佼者,他▊们最后选择留在这下乡之地,并不在乎冰天雪地的自然环境和并不富足的个人生活,除了心里装着现在可以打上引号的“革命精神”,更多的是怀抱着伟大的个人理想。任何时代,都不能否定那种伟大的个人理想,当然那些苟苟且且的小理想不在此列。

20世纪70年代末,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潮里,确不乏悲悲戚戚,但那悲悲戚戚多不是因为生活的困苦,若以现在人的生活水准反观当时,自然穷困,但当时,平常的平民生活一样是乐多于苦,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总能随遇而安,而且“战天斗地“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近乎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在东北我几乎没听说过如云南知青遭遇的那些无限悲惨的境况——就是生活富足的今天,其实人们的烦恼并不比当年少多少。当时,当地人与知青们的融合已经相当密切,所以,返城之时的悲悲戚戚多缘于人与人之间的伤离别。而当时作为“坐地户”的我家已经成为知识青年们的第二个家,那段家史中记载的也多是生活的欢欣,大时代有大时代的哀愁,但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幸福,这本来就不冲突。

所以,看到《高考1977》在这些往事过去30年后,还只用无尽的痛苦来注解。“知青返城”这桩大事件,总觉有简单化处理的嫌疑。

返城,即回家,在东北农村“生活和战斗”了近10年的知青们总得在青春期的末尾找到归宿,而且当年上山下乡之初的“上意”承诺并不是让他▊们永远变成农民,把邓小平主持推动的恢复高考注释为给了所有下乡知青们一个“胜利大逃亡”的机会,这样的注释对当下的观众的引导是歪曲的。

即使是恢复高考之前的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制度”虽然不尽合乎选拔人才的规律,但那个时代,利用此制度作奸犯科者还是极少数。而且,恢复高考的指令一来,欢欣雷动者有之,但无所谓者更多之。大多数人们只是把它当成生活的又一次变迁机遇,不会如电影中抒写的那样,这一大群棉衣褴褛的知青在四野茫茫的大山里冲刺,望着错过的火车哭泣,似乎赶不上这趟车,他▊们的生活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而表现当年的东北知青”棉衣褴褛”,这本身就是扯淡,在我们那儿,知青们从来是时尚的代言人。

其实,任何时代,只要经历过去,回头看都有它们的不幸和美满。《高考1977》里一直很自卑的小根宝的死不足以用来抨击70年代末期的东北农村,高考确实转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更多人的命运——毕竟极少数人读过大学——是靠着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一点点改变的。30年后我们也用不着为某些人的一纸指令不停地感激涕零,那只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生活过程罢了,而真正沉淀下来的永远是中国人乐观生活的精气神。

改革开放30年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但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它也只是这个政权和国家经历的一部分时间,我不喜欢也不同意《高考1977》里那种一朝高考恢复,那群下乡知青就如1959年的西藏农奴获得彻底解放一样从地上飞到了天上。那时每一天的改变,我也是亲自经历过的,也是一点一点过来的,电影表现得并不客观。

这就是我没有被《高者1977》感动的真正原因。

本文选自苏秀著

《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

献给高考40周年

苏秀老师全家福

  我们家本来五口人。我们夫妻俩和三个孩子。1969年,根据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都要到广阔天地去。尤其是68届的更属于全国一片红。 我的女儿牧遐和小儿子牧人一个是68届高中,一个是68届初中,都是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的。唯有大儿子牧心根据政策分在了郊区工厂。因为离家太远,也只能住到厂里去。而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另一条最高指示,国内所有的设计单位都要从大城市搬到三线去。所以在第二设计院工作的我的先生也最后一个离家去了遵义。

  牧人离家时尚不满16岁。他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却要第一个离开家了。他不但从没离开过家,甚至没坐过火车,没离开过上海。但是解放以来,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凡是国家的政策,都应该拥护。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那怕心里不十分情愿。

  他穿好了大衣:戴上了帽子:也背好了背包,却没有走出去,而是坐到了钢琴前,弹了起来…..牧心看到他去弹琴,不由背过身去。也许,今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弹琴了。他是上海音乐院附小的学生。师从盛建颐老师学习钢琴。当年,他是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被选拔出来的28个孩子之一。

摇滚“老炮儿”侯牧人

  我送他到楼下,下午还要上班。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要在他的面前哭,好像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旅行。

  晚上我回到家,不知为什么,先生也不在,看见牧遐把家里所有的灯,三个房间的顶灯,台灯都打开了。我想她是因为感到孤单,无助才这样做的吧。家里只剩我们两个人了,惨白的灯光显得格外冷清,我们俩不由放声痛哭起来。

  多年后,侯牧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我们在杨树浦码头上了船,家属都挤在一条马路上,不许他▊们靠近码头。我哥哥和姐姐来送我,姐姐那天围了一条白围巾,所以我很容易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找到她。船开动了,像受到指挥棒的指挥一样,轰然一声响起哭声一片,惊天动地。大多数男孩子和部分女孩子不约而同的把手中的小红书,投向了海里。"

  我厂有个录音师,叫何祖康。他的妻子在纺织厂工作,她被动员去了四川。他▊们家里没有老人,但有两个年龄很小的孩子,好像一个刚上小学,一个尚在幼儿园。冬天,两个孩子盼望爸爸回家,常常坐在门口的冷风里等。他的困难恐怕更甚于我。据说这样的人可以被领导用来作为"标杆",便于再去动员别人,说:"你看,像她那么困难的人都能克服。你的困难还有她大吗?"

  我一个外甥女,是个党员干部,她说:"舅妈是多年的老病号,这种情况,舅舅是可以申请不去的。"可那时,我们还不懂得"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后来,观察下来,果然会哭会闹的处处占便宜。我偶尔一用,也很灵验。不过,我还是不愿意做那种人。

  先生走后,我就只有一个人了。生起病来,也只能自己骑自行车去医院。我们的劳保医院——华东医院,文革前是首长医院,服务态度特别好。一位女医生看到我一个人来看病,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困难得嘴唇发紫,脸色苍白,特别同情我。常常先给我打一针,让我的哮喘平复下来,再去配药,再把药针还给她。七十年代,我们厂搞内片了,就是给首长做内部参考的影片。那时的内片电影票,是花钱也买不到的。为了表达我的感谢,有时,送两张票给她。她反而觉得欠了我好大的人情。我生病在家,她还会买水果来看我。改革开放以后,她去了美国。否则,可能到现在我们还是朋友呢。

  在那段日子里,我生病无法起床,亏得我楼上邻居的女孩,帮我买米、烧粥。为了感谢她,我说:"春节阿姨请你看电影。"到那天,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我一起往静安文化馆走去。还没走到门前,我就觉得不对了,电影开场前十分钟,应该是人最多的时候,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原来电影票是昨天的。我平时工作仔细,几乎没出过错。可不知为什么,老把电影票的日子看错。以至我儿子说:"妈妈,你以后把电影票放在台子上,不要说话,日子让我们自己看。"

  我不是特别心疼孩子们在农村干农活、没菜吃的苦,但是我却非常痛恨我小儿子的前途被毁了。学钢琴的孩子是不可一日不练琴的。因此在襄阳公园门前遇到一位上影同事,她女儿也是上音附小的学生。我说:"审查我,我都可以原谅。但是,毁了我的儿子,我真恨不得杀了他▊们。"她说:"我也恨不得杀了他▊们。"那还是文革时期。我说:"快别说了。万一叫人听见,两个老太太要杀谁呀?还不得把咱们俩抓进去。"不过,比起我的同事和亲戚来,我又觉得自己该谢天谢地了。我的同事叶琼的大儿子已经高中毕业,却在两派武斗时,被乱枪打死。我的二哥,他的儿子在东北建设兵团,因为和一个女同学谈恋爱,被勒令在大会上检讨。两个孩子那里经历过这种场面,吓得双双自杀了。

  我先生的设计院是设计厂房的。因此,一工作就要到"天南海北",就是天津、南京、上海、北京。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国家的出差费。每到春节,两个在东北插队的孩子要自己买票回家过年;我先生探亲也只能报销坐票,不能报销卧铺,所以我大儿子说:"我们家这些年积攒的一点钱,全贡献给铁路上了。"

侯老先生工作照

  十年噩梦,幸而一朝苏醒!

  我的先生于1979年退休回到上海。八十年代我厂工作繁忙时,正好成了我的内勤。

  我的长子牧心,在结婚、生子后,考取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调到房地产报任记者。幼子牧人考取北京中央歌舞团做歌队钢琴伴奏。他自己经常混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去听课,后来改为作曲。女儿先是调到我先生所在的设计院,后与设计院一起迁回杭州。也是在结婚、生子后再去读半脱产大学。她又要工作,又要管孩子,又要读书,一百斤的体重,只剩了八十五斤。总算也圆了大学梦。比起那些回城后一无所长,进了工厂,又首先遭遇下岗的同龄人,我又觉得自己该谢天谢地了。

苏秀电影《高考1977》观后2012.5.30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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