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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九鼎的故事, 《史记》故事 一言九鼎

作者:   来源:  热度:8  时间:2021-04-18






【典故】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 《史记·平原君列传》
【典故】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 《史记·平原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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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制度的另一面

——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1]

 

孟宪实

 

提要: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这个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本文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故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关键词:唐高宗    龙朔二年    沙门    礼拜君亲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唐朝发生一件小事,皇帝本人希望达成一个夙愿,规定天下僧人道士都要礼拜君亲,而最终的结果是皇帝被迫妥协。此事,经过了朝廷的集议讨论,甚至出现了“票决”,皇帝的意见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最后只能委屈自己的意志。历史研究中,事实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理论不必是灰色的,但研究的目的就是推进认识的深入,而事实胜于雄辩的原理无处不在。如果一直以为皇帝在朝廷始终是“一言九鼎”,皇帝的意志等同皇权,那么本文所要揭示的则是皇帝制度的另一面,皇帝并不总是皇权的主人。

一、无奈的诏书

唐高宗龙朔二年是公元662年,六月七日是乙丑,史书都记录了一件事,朝廷下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要礼拜自己的父母。《旧唐书·高宗纪上》:龙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并尽礼致拜其父母。”[2]《通鉴》记载为“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拜父母。”[3]两部书的记载,内容一致,只是僧尼与道士先后有别[4]。如果只看这些,大概会认为朝廷在推行孝道,即使是出家人也要遵守。朝廷管理社会礼仪,要求僧尼、道士等出家人要致敬父母。推测起来,这应该是皇权干预社会,努力移风易俗的政治行为吧。

如果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清楚文字背后的冲突故事,这页历史就被轻轻翻过。东晋以来,皇权与僧侣的较量一直在持续,这次新的斗争篇章原本以为皇帝代表的王权会赢得胜利,没有想到,朝廷众多的大臣却站到了皇帝对立面。观念、政治还有制度,所有要素的聚合,最后竟然导致皇帝退却。皇权并没有成为皇帝本人的制胜法宝,这不是很令人吃惊吗?

认真解读这首诏书,发现这是一首无奈的诏书,皇帝原本的意图没有实现,不得已下达这份妥协的文字。诏书透露出皇帝的心情,溢于言表。诏书全文如下:

东台:若夫华裔列圣,异轸而齐驱;中外裁风,百虑而同致。自周霄陨照,汉梦延辉,妙化西移,慧流东被。至于玄牝邃旨,碧落希声,具开六顺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于爱敬之地,忘乎跪拜之仪,其来永久,罔革兹弊。朕席图登政,崇真导俗,凝襟解脱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亲之道,礼经之格,言孝友之义,诗人之明,岂可以绝尘峻范,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贞规,乃遗温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等致拜,将恐振骇恒心,爰俾详定。有司咸引典据,兼陈情理,沿革二涂,粉纶相半。朕商榷群议,沈研幽赜,然箕颕之风,高尚其事,遐想前载,故亦有之。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弥深,祇伏斯旷,更将安设?自今已后,即宜跪拜。主者施行。龙朔二年六月八日。西台侍郎弘文馆学士轻车都尉臣上官仪宣。[5]

今本《唐大诏令集》未收此诏,现有资料来自唐代僧人彦悰编辑的《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而“《今上停沙门拜君诏一首》”的命名可能也是彦悰给出的。看诏书的命名和《旧唐书》《通鉴》的重点不同,按照两部史书的介绍文字,应该名为“令沙门致拜父母诏一首”。彦悰之所以用“停拜”为名,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读高宗这首诏书,原委清楚。出家人不拜君亲,由来已久,皇帝有心改革,但遭遇阻力。最后不得已发出妥协之令:“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弥深,祇伏斯旷,更将安设?自今已后,即宜跪拜。”原来,皇帝希望出家人不仅要礼拜君主,也要礼拜双亲,现在皇帝妥协,要求只拜双亲,不必拜君主。

为什么会放弃拜君要求呢?一是因为“有司”,因为有关部门的意见不统一:“有司咸引典据,兼陈情理,沿革二涂,粉纶相半”。说是不同意,“沿革”表达的两派意见,改革一派是“革”,反对改革的是“沿”,其实是反对派占据多数。其次是向传统妥协:“朕商搉群议,沈研幽赜,然箕颕之风,高尚其事,遐想前载,故亦有之。”原本要改革的目标就是佛教、道教的传统,这里指代隐士传统,“箕颕之风,高尚其事”。改革的目标变成妥协的对象,这个传统皇帝事先不知道吗?当然知道。没有想到的是遭遇挫折而已。

皇帝的目标没有实现,不得不妥协,诏书文字明白,皇帝心路清晰。代表皇帝最初意图的诏书也被保存下来,由此不难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是《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一书中,收入了最初的诏书即《今上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一首》,内容如下:

敕旨:君亲之义,在三之训为重;爱敬之道,凡百之行收先。然释老二门,虽理绝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于尊极之地,不行跪拜之礼,因循自久,迄乎兹辰。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朕禀天经以扬孝,资地义而宣礼,奖以名教,被兹真俗,而濑乡之基克成,天构连河之化,付以国王裁制之由,谅归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禄大夫右相太子宾客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宣。[6]

四月十五日,原本皇帝发出的指示是“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出家人不仅要拜双亲,还要拜皇帝、皇后和皇太子。皇帝、皇后和皇太子,都是“君”的范围。从皇帝提出最初的要求,到最终宣布放弃,唐朝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的经历让皇帝不再坚持初衷呢?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理论上说,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乾纲独断、令行禁止。那么现在,我们却发现了一个皇帝妥协案例,具体生动。案例过程资料丰富,对于我们理解皇权的实际运作多所帮助。皇帝制度之下,皇帝本人是否就是皇权的化身?皇帝的个人意志到底在多达程度上决定了皇权的运行方向?唐高宗龙朔二年这件沙门礼拜君亲的案例,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二、背景回顾

沙门拜君,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佛教传入中国,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中国沙门,随着佛门皈依者人数渐多,如何管理佛教渐渐成为各个政府的课题。利用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办法,为僧人编造“僧籍”在南北朝时被纷纷采纳[7]。然而,在礼法上,如何让僧人遵从朝廷礼仪,比如礼拜君主,这个课题始终推行艰难。从东晋时开始,佛教势力与朝廷在这个问题反复拉扯,最后都以朝廷的妥协而吿结束。

最初提出沙门需要礼拜王者这个命题,是在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当时王导已经谢世,东晋经历了几年的苏峻之乱,政治刚刚稳定。庾冰为庾亮之弟,在平定苏峻之乱中立有功勋,以帝舅的身份执政,官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8]大乱之后,庾冰颇思振作,提议沙门礼敬王者,可能属于振作朝纲的计划。此时,朝廷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何充,官为“录尚书事”。何充为王导推奖,敢于坚持己见[9],对于沙门礼敬王者的提议坚决不同意。双方辩论几个回合,何充态度一贯,坚持到底。最后庾冰放弃辩论,此事便吿一段落。

再次讨论此事是在安帝兴元元年(402),是主政者桓玄发动的。这已经是东晋末年,晋安帝司马德宗名义上是皇帝,但朝廷完全在叔父司马道子的掌控下。桓玄是桓温之子,利用司马道子不得人心,起兵推翻了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自己控制了朝廷。桓玄想重树尊王旗号,于是旧话重提,沙门应当礼敬王者,而庾冰没有完成的工作得以继续。朝廷中同样存在不同意见,反对派代表是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中书令王谧。这次讨论影响深远,不仅参与讨论的人较多,更邀请高僧慧远参与意见。桓玄大权在握,持反对意见的人在政治上也隶属于桓玄,最终桓玄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令沙门今后要礼敬王者。桓玄一年之后取代了东晋,自立为桓楚政权,而称帝之后的桓玄却下达新诏,沙门不须礼拜王者。这个结局,也可以认为是佛教界努力的结果。[10]

唐高宗在四月十五日的敕旨中提及“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也是一件相关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此事,《资治通鉴》有载,内容如下:

初,晋庾冰议使沙门敬王者,桓玄复述其议,并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猷靡爽。唯浮图为教,反经提传,拘文蔽道,在末尔扇。夫佛以谦卑自牧,忠虔为道,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门致敬人主。及废帝即位,复旧。[11]

孝武帝在大明八年闰五月去世,废帝刘子业即位,七月宣布“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12]。刘宋令沙门致敬人主的政策,执行不足两年而罢。[13]

隋朝大业时,炀帝也曾下诏,令道士、沙门一律礼敬。在南郊的一个仪式场所,皇帝责问“条制久颁,义须致敬”,“于时,黄老、士女初闻即拜,唯释一门俨然莫屈”[14]。当时遭到佛教界的一致抵抗。皇帝与高僧曾有直接问答,但最终也没使佛教屈服,此事无果而终。

贞观五年(631),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15]这里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而《通鉴》的记载有补充。贞观五年,“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16]。太宗跟大臣的议论,很快变成了国家命令颁发全国,但两年之后,这项国策再次遭遇挫折。《佛祖统纪》记载贞观七年唐太宗“敕僧道停致敬父母”[17]。于是,高宗决定继续努力。

沙门礼敬君亲,在儒家礼教的背景下是一个简单而肯定的事,但是在佛教理论范围内,恰恰相反。于是,东晋以后,代表王权的力量多次试图改变佛教僧尼行为,但都遭遇挫折[18]。如隋炀帝、唐太宗这样的强势皇帝尚且无法解决,唐高宗能够解决,那么历史的评价将会大有不同。帝王之间的竞争,对于高宗龙朔二年问题的提出,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背景。

唐高宗要解决历代帝王都未曾成功的一个问题,龙朔二年这个时间点是有利的。众所周知,唐高宗通过“废王立武”事件,击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实现了完全执政[19]。至显庆四年(659),作为政治对手的长孙无忌等先后死去,唐高宗的威胁彻底解除。当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完全实现唐太宗崇尚本朝冠冕的目标[20]。苏定方平定西突厥叛乱,“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北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21],唐朝的西部边疆形势获得巨大进展。苏定方等战将随后转战百济战场,显庆五年十一月取得胜利,高宗在长安举行受降仪式,大赦天下。这是高宗经营中国的高峰时刻,唐朝在西部的版图大规模扩展,东方也大有发展。高宗在东西两翼都让唐朝的威望获得显著提升,形势明显超过了贞观。

龙朔二年二月,高宗在内政上最大的动作是改革官名,《唐会要》记载为:“龙朔二年二月,改易官名,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复位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二年奏上之”[22]。高宗时期官司易名这是第一次,规模巨大,为什么要进行官名改易,根据孙英刚的研究,依据当时流行的纬书及其理论,这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行为。[23]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制礼作乐举措,称得上是政治上的重大事件。

总之,“废王立武”之后,唐高宗完全执政,大权在握,内政外交无不进展顺利,皇上正处在春风得意时节。此时再推出沙门礼敬君亲政策,不仅能够继续获得政治发展,更能伸张三百多年来委屈的王权,超越隋炀帝、唐太宗等诸多帝王,帝王的美誉和声望都会大幅攀升。

三、皇帝的诉求及其方式

四月十五日,唐高宗下达命令,要求朝廷集议沙门礼拜君亲问题。皇帝既然要出家沙门等致拜君亲,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执行,为什么要先行讨论?即使是下达廷议之令,采用的却是“敕旨”这种方式。凡此种种,都应该不无意义。

皇帝的“王言”可简称为诏敕,《唐六典》中书令条下有清晰的文字表述,“王言之制”,具体所指为:

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年旧政,赦宥降虏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赞贤能,劝勉勤劳则用之),四曰发日敕(谓御画发敕也。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处流已上罪,用库物五百段、钱二百千、仓粮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马五十疋、牛五十头、羊五百口已上则用之),五曰敕旨(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六曰论事敕书(慰谕公卿,诫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旨,不易旧典则用之。)[24]

七种王言,可以继续分类为册书、制书和敕书。敕书包括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和敕牒。《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敕一首》名为“敕一首”是不错的,正文中开篇就是“敕旨”二字。敕旨属于敕的范围之内,“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首“敕旨”呢?

根据《六典》给出的解释,敕旨是各官司机构提出的具体政见,获得皇帝的批准后成为王言,然后下达执行。但是,致拜君亲的这首敕旨应该是哪个部门提出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敕旨的最后,有“光禄大夫、右相、太子宾客、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宣”字样,这是王言最后中书省官员的签署残留。许敬宗是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因为朝廷刚刚改过官名,中书省改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如果所有的签署都能保留,就可以知道这件敕旨的起草机构,可惜资料不全。

“敕旨”是机构意见,在“王言”的总体中占据很大比重。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唐代“敕旨”,主要靠传世文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凡是机构或机构负责人的上奏建议,敕旨通常情况下都是“依奏”“宜依”等批示,或者加上一些补充建议。《册府元龟》记载一则唐穆宗太子时期的故事,文如下:

穆宗寛仁大度,天资博厚,喜愠不形于外。元和末,帝在东宫时,侍读谏议大夫韦绶奏帝学书,“至‘依’字辄去其傍‘人’字,臣问之故,答曰:‘君父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岂合书之。’宪宗深嘉叹焉。[25]

谏议大夫韦绶向宪宗汇报太子的事迹,宪宗很高兴,因为太子避讳皇帝经常使用的字,即“依”字。我们从中看到的信息,在敕旨这类王言的形成中,皇帝经常使用“依”字。

沙门致拜君亲这首敕旨,具有很强烈的皇帝个人色彩,不仅使用了“朕”字,讲明了皇帝的意志如何:“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今欲令”毫不含糊地表达了皇帝本人的个人意志。皇帝是明确赞同沙门等礼拜君亲的,现在又要求大臣们进行讨论。在唐朝,这就是集议制度,最后有关部门要把讨论结果上奏。所以,《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的命名不确,应该把“议”的主题显现出来,或者称作“有司详议沙门等礼敬君亲敕”更合适。后来的资料证明,是礼部在主持讨论,所以这首敕旨的上奏单位最有可能是礼部。

采用敕旨下达集议令,皇帝意志的推出方式,应该是经过了选择。敕旨最初是来自机构的建议,那么皇帝是在顺水推舟,是借由臣下的意见表明自己的意志,证明皇帝并不孤单,说明皇帝的意见与许多官员的想法一致。敕旨这种王言,比直接下达诏书,从皇帝的角度看,多一点委婉,而皇帝的意志同样可以完整表达,又有利于争取更多的官员的赞同。不仅如此,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下达沙门礼敬王者的命令,最初也是先由部门提出,皇帝最后下令的。可见这种方式的选择,也考虑到了历史传统。

为什么需要朝廷讨论呢?敕旨也有所交待。“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考虑到沙门等出家人不拜君亲有漫长的传统,忽然下令,可能会导致不适。通过讨论,首先让朝中大臣群体理解、接受,并成为推动这项政策的群体,由朝廷带动社会,有利于政策有序执行。从以往朝代的历史经验看,朝中大臣可能存在的阻力是必须给予重视的。

选择先在朝廷讨论,应该证明唐高宗的足够信心。在决定朝议的敕旨中,除了许敬宗的署名之外,没有其他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署名留下,很可能是编书时删掉了,因为后来的朝议中也不见两省官员意见。这应该说明,在皇帝的敕旨形成过程中,两省的官员已经表达过意见。在决定朝议的时候,以皇帝为核心、包括两省主要官员,一定会推测朝议的各种可能,而决定推进朝议,就证明他们对朝议的方向有足够的信心。让更多的朝臣表达意见,有利于最终政策的执行,这应该是皇帝信心的重要来源。

此时的高宗朝廷中,宰相许敬宗为右相(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领导。门下省的侍中辛茂将刚刚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去世,另一位宰相是门下省的实际负责人许圉师,他的职衔是“散骑常侍、检校侍中”。龙朔二年五月丙申,他被正式任命为左相(门下省侍中)。此外还有一位宰相,即“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义府。在“废王立武”的关键政治决战中,高宗一派的三位主力战将是许敬宗、李义府和李勣,现在两位是当朝宰相。在前一年的九月,皇后武则天亲幸许圉师宅第,至少宰相团队内部还看不到问题。因为另一宰相任雅相二月刚刚去世,到九月才拜上官仪为宰相。与此相对,“废王立武”中的对立面或者离世,或者远离朝廷。褚遂良显庆三年死于爱州,四年七月长孙无忌死于黔州,柳奭斩于象州,韩瑗显庆四年底死于振州,来济就在龙朔二年战死庭州。于志宁先在五月免官,八月贬官荣州。此时的朝廷,原来的反对派一扫而空,所有当朝宰相,都是经过了“废王立武”的斗争洗礼,清一色的皇帝派系。

不仅如此,唐高宗的朝廷并没有表现出权力的傲慢,相关工作很细致。就在高宗下达讨论沙门等出家人礼拜君亲敕旨的同一天,另外一份诏书颁发天下,《唐会要》的记载如下:

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诏:“如闻父母初亡,临丧嫁娶,积习日久,遂以为常;亦有送葬之时,共为欢饮,递相酬劝,酣醉始归;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旣玷风猷,并宜禁断。”[26]

禁止民间父母初亡时嫁娶和欢饮,禁止寒食节扫墓时搞娱乐活动。这是在重申孝道的严肃性,在当时背景下,相信没有什么人敢于持不同意见。关于出家人礼拜君亲的问题,与孝道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出家人也是人之子女,遵守孝道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拜君,在忠孝的观念中,自然也不会有问题。所以,两件事情同日推出,一个要立刻执行,一个要有所讨论,前者对后者会产生影响,也应该有利于出家人致拜君亲问题的解决。同日推出相关的两件事,这不可能是偶然巧合,理所当然是朝廷的一种政策设计。

唐高宗不用直接下达诏书的方式宣布出家人礼拜君亲,历史地看,隋炀帝、唐太宗的做法并不高明,因为佛教徒直接反对或置之不理,显然不利于朝廷权威的树立。与其下达一个无人执行的命令,还不如不下令。“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之所以决定朝廷先讨论,就是希望利用讨论的方式扫清感情障碍,实现思想统一。

总之,即使不能说唐高宗煞费苦心,但为了完成出家人礼敬君亲的目标,唐高宗的朝廷确实严肃认真,设计周密。几百年王权主义者的梦寐求索,有可能在唐高宗这里完成吗?

四、重大礼制问题的“票决”

出家人群礼敬君亲,这是一个礼制课题,是中国几百年反复不定、几代皇帝都遭遇失败的棘手难题。唐高宗现在决心完成此事,条件也比较成熟。唐高宗最终采纳的解决方式是朝廷各个部门的讨论讨论,在当时叫做“集议”。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票,因为每人都要上交“议状”,而“议状”是必须署名的。通过议状的归类,获得各种意见的具体数字统计,本质上与署名投票相似。议状意见多寡不同,最后皇帝采纳的是多数议状的意见,很类似我们今天熟知的“票决”。

唐高宗敕旨下达之后,历史文献的记载,全赖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予以搜集整理,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件唐朝大事。关于讨论的大致过程,该书有记述如下: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将议其事。时京邑西明寺沙门道宣、大庄严寺沙门威秀、大慈恩寺沙门灵会、弘福寺沙门会隐等三百余人,并将经文及以前状,陈其故事以申厥理。时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乂谓诸沙门曰:“勅令俗官详议,师等可退”。时群议纷纭不能画一,陇西王曰:“佛法传通,帝代既远,下勅令拜君亲,又许朝议。今众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礼既曰:“职司可先建议,同者署名,不同则止”。时司礼大夫孔志约,执笔述状如后,令主事大读讫,遂依位署,人将大半。左肃机崔余庆曰:“勅令司别立议,未可辄承司礼,请散,可各随别状送台”。时所送议文,抑扬驳杂。今谨依所司上下区以别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陈兼拜之状,后述致拜之议,善恶咸录,件之如左焉。

四月十五日敕旨下达,要“有司详议奏闻”,现在知道至五月十五日召集了大会,文武官员九品以上和京兆州县官员,竟然多达千人以上。集会的地点是“中台都堂”,即尚书省的都堂。有三百多僧人问讯赶来,也要参与讨论,但被拒绝,因为皇帝的指示是“有司”,并不包含僧团。“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乂”显然是主持人。因为官司刚刚改名,这里使用的都是新的名称,所以陇西郡王李博叉的行政职务就是原来的礼部尚书[27]。李博乂先请僧人离开,然后商议讨论办法,他的建议是以各个部门汇总意見,主管可先提出建议,同事同意则署名,不同意则不署名(“不同则止”,理应包含另外意见的签署)。这个意见后来被执行,司礼大夫(礼部郎中)孔志约执笔记录,主事宣读,按照各个机构顺序,一一统计,人数已经过半。这时尚书左丞(左肃机)崔余庆发言,提出程序性建议:“敕令各个机构分别讨论,礼部郎中的意见不能代表,应该各自写议状送尚书台”。新的意见最后得到执行,每个参与讨论的人各自写议状。为什么会否定了前一个方案,没有见到进一步的解释。左丞一定是发现了原来程序的问题,各个部门长官宣布自己的意见,属下很难当面反对,这样的统计并不公平。新程序是每个人独立写议状,有一定的隐秘性,如同秘密投票,可以表达自己的真正意见。既然最后这个程序获得通过,证明新的办法更符合众人的心愿。从后来收集上来的议状看,有个人单独写的,也有多人合写的,也有以机构名义写的,十分不一致。但因为议状都签署名字,所以意见人数的统计并不难。

所有议状上交中台(尚书省),最后由礼部进行统计上报,《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收录了李博乂的奏状,首先报告“五百三十九人议请不拜”,给出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的议状作为代表;“三百五十四人议请拜”,给出右兼司平太常伯阎立本的议状为代表;最后写到“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官于君亲致拜,恐爽于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者件状如前,谨录奏闻。伏听勅旨。龙朔二年六月五日状”。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收录“议沙门不应拜俗状合三十二首”,“议沙门致拜状合二十九首”,另有三首“议兼拜”。这可以看作是众多议状的选集。所有的议状,都是在读到了皇帝的拜君亲敕旨之后,意见无非三种,拜、不拜与两可,只有三首属于两可意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议状代表的总人数是893人。李博乂最后上报的意见总数,并没有两可一项,不过他把这三首议状算作哪一方,问题都不大。统计下来,主张沙门等出家人致拜君亲的是354人,主张沙门等不拜君亲的539人,后者多出185人,占据明显数量优势。

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搜集了部分议状,可以看作是同类意见的代表,因为收录的原则是“善恶咸录”,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我们这里作一个对照表,是否有可能看到更细节的问题。此表,没有收纳僧人的表状,全部议状都属于参与讨论的朝廷命官。

龙朔二年沙门等致拜君亲议状一览表

序号

反对致拜者

主张致拜者

1

中台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陇西郡王博乂、大夫(礼部郎中)孔志约

中台司列少常(吏部侍郎)伯杨思玄、司绩大夫(考功司郎中)杨守拙

2

司元大常伯(户部尚书)窦德玄、少常伯(侍郎)张山寿

司平太常伯(工部尚书)阎立本

 

3

司戎少常伯(兵部侍郎)议军郑钦泰、员外郎秦怀恪

兰台秘阁局郎中(秘书省太史令)李淳风

4

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城阳县开国侯刘祥道

太常寺博士吕才

5

中御府少监(殿中省少监)护军高药尚

司宰寺丞(光禄寺丞)豆卢暕

6

内侍监给事(内侍省内给事)王泉、博士胡玄亮

司卫寺卿(卫尉寺卿)杨思俭

 

7

奉常寺丞(太常寺丞)刘庆道、主簿郝处杰

左右司御卫长史崔崇业

8

详刑寺丞(大理寺丞)王千石、张道逊

详刑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元大士

9

司稼寺卿(司农寺卿)梁孝仁、太仓署令赵行本

同文寺丞(鸿胪寺丞)谢佑

 

10

外府寺卿(太府寺卿)韦思齐、主簿贾举

内府监丞(少府监丞)柳元贞

 

11

缮工监大监(将作监大匠)刘审礼、监作上官突厥

司津监(都水监)李仁方

12

司成馆大司成(国子监祭酒)令狐德棻

右武卫兵曹参军赵崇素

13

司成守宣业范义頵

右戎卫长史李义范,

14

左卫大将军张延师

右金吾卫将军薛孤吴仁、长史刘文琮

15

右卫长史崔修业

右监门卫中郎将能玄逸

16

左骁卫长史王玄策、骑曹萧灌

端尹府端尹(詹事府詹事)李宽

17

右武卫长史孝昌县公徐庆

左春坊中护(左庶子)贺兰敏之、赞善(中允)杨令节

18

右威卫将军李晦

司更寺丞(率更令)张约

19

左戎卫大将军怀宁县公杜君绰

左典戎卫(左卫府)仓曹王九思

20

左金吾卫将军上柱国开国侯权善才

司御卫长史马大师

21

右奉宸卫将军辛弘亮

右典戎卫(右卫府)将军斛斯敬则

22

右春坊主事谢寿

右春坊中护(右庶子)郝处俊、赞善(中允)杨思正

23

驭仆寺大夫(太仆寺少卿)王思泰、丞牛玄璋

司驭寺丞(太仆寺丞)韩处玄

24

万年县令源诚心

左清道卫长史蒋真胄

25

长安县丞王方则、崔道默

左崇掖卫长史窦尚义

26

沛王府长史皇甫公义、文学陈至德

右崇掖卫长史李行敏

27

周王府长史源直心、参军元思敬

左奉裕卫长史丘神静

28

右奉裕卫率韦怀敬

29

雍州司功刘仁叡

在《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的“议不拜者”名单中,有“右骁卫、右监门、右奉宸、官府寺,右四司请同司礼议状”,即这是个机构赞同“中台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陇西郡王博乂”的议状,相当于附议。同时,我们看到“右监门卫中郎将能玄逸”单独的议状,是赞同沙门等拜君亲的,与机构的其他人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另外,“司宗寺,右一司请同司刑议状”,即司宗寺这个机构附议刑部尚书刘祥道的议状。司宗寺即宗正寺,按照《唐六典》的记载,该机构九品以上官员十名。[28]

同一机构的官员,意见相反,如“右武卫长史孝昌县公徐庆”和“右武卫兵曹参军赵崇素”,前者主张不致拜君亲,后者主张致拜。右春坊中护(右庶子)郝处俊、赞善(中允)杨思正是太子右春坊的正副长官,他们主张致拜。但他们的下属官员“右春坊主事谢寿”则反对致拜。太仆寺副长官王思泰和太仆寺丞牛玄璋,都主张不致拜,但另外一位太仆寺丞韩处玄却主张致拜。大理寺少卿元大士主张致拜,但他的两位属下大理寺丞王千石和张道逊却主张不致拜。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这次朝廷讨论是比较自由的,反映了参与者的主观意志。

礼部尚书李博乂的奏状是六月五日,六月八日皇帝下达新的诏书,属于最新命令,沙门等出家人需要致拜双亲,不必致拜人主。此事,就此宣告结束。从四月十五日皇帝下达敕旨,五月十五日集会讨论,六月五日上报讨论结果,六月八日皇帝下达最后诏书。前后五十日左右,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皇帝个人最初的意志没有获得支持,最后诏书表明皇帝很无奈,是一个妥协的产物。皇帝想要的出家人致拜君主(皇帝、皇后和太子)的目标,完全没有实现。所谓坚持礼拜双亲,对于皇帝来说暗示着没有完全失败,不过保留了一点自尊心而已。[29]

五、小  

唐朝中央有集议制度,《唐六典》在门下省侍中条中,对“议”这种由下而上的书体有记述,属于六种上行文书之一,奏抄、奏弹、露布、表、状之外就是“议”。《唐六典》解释为“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30]。只有在朝廷有“疑事”的时候,皇帝才会下令集议,群臣意见难免有异同,最后由皇帝裁决。比如,在唐代文献中,常见的“议”文是“谥议”,对某一大臣的谥号大家各持己见,最后由皇帝裁决[31]。作为唐朝的政治支撑,集议制度怎样发挥着功能,这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32]。龙朔二年的故事说明,集议竟然在朝廷的决策中也能发挥作用。

皇帝制度下的国家决策,皇帝的个人意志占据多大比重?这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但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而言,意义重大。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具体案例,唐高宗在全面执政之后,在所有的方面几乎都是高歌猛进的状况下,认真推行的沙门致拜君亲政策却遭遇失败。

我们从高宗的两首“王言”的转变,看到了皇帝意志最后放弃的过程。或许,高宗最初就不敢用诏书直接下达命令,是因为他已经预测到了推行新政的困难,知道佛教的传统力量强大,但是,朝中大臣多数人不赞同皇帝的意见,并且公开地表达出来,这一点皇帝会有预测吗?虽然他说担心“爽其恒情”,但他的预估一定能够获得多数支持。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搞这次集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皇帝最初的意见清楚明白,而群臣的议状都是在阅读了皇帝的敕旨后书写的,当他们郑重地写上自己名字的时候,当然知道自己的立场与皇帝是一致还是对立。但多数大臣的选择,与我们的知识大相径庭,作为臣下,不是应该服从皇帝的意志吗?为什么多数人却选择了反对?若倒退几年,在长孙无忌掌握朝中大权的时候,臣下们会仰仗权臣鼻息,察看权臣眼色,也不是不能理解。现在朝中的政治形势是,长孙无忌及其伙伴,全部远离了政治中心。现在唐高宗,名副其实的皇帝,大权在握,没有丝毫疑问。为什么多数大臣还是选择了不赞同皇帝?

这是在绝对的政治环境下发生的故事。沙门等出家人,是否应该礼拜君亲,这却不是一个绝对的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皇帝的意见与大臣个人的抉择之间,存在着合理与否的空间。多数人选择了与皇帝意见不同的方案,不能认为他们是当今皇帝的反对者,在沙门是否拜君亲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不拜的传统更合理,于是他们上表,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显然,他们并不担心与皇帝意见不同会有严重后果。

如果说皇帝代表权力的话,那么在这种权力之外,还有其他的理据存在。在当时的朝廷上,皇帝的权力没有笼罩所有真理,甚至制度性地给群臣留下了可以选择的余地。集议的前提,显然是要表达真正意见,不管意见如何,表达者不会被追究。在皇帝的朝廷,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由意志是允许存在的。不仅如此,多数人的意见受到尊重,这也是我们认识皇帝制度时常常忽略的一个侧面。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会考虑群臣的意见,甚至有名义测验一类的办法征询意见,这个侧面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即使在非常清楚的政治问题上,类似的故事也能见诸文献。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废,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成为太子的竞争者,最后在长孙无忌一派的强力拥护下,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但是,皇上的内心仍然不踏实。《资治通鉴》记录了这样的情景:

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上悦。[33]

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嫡系,李承乾、李泰之外只有晋王李治,皇上的发言既然已经否决了前两位,那么群臣不欢呼李治还有其他人选吗?但是,皇帝依然表现出喜悦。六品以上的官员,是朝中的重要群体,他们对皇帝的支持与否,对于皇帝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否则就不该有最初的担心。

皇权也需要民意支持,尽管这仅仅是有限的民意,但也证明了皇权另一侧面的存在。皇帝个人意志,在皇权的运行中,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是理解中国制度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仅仅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诗句来理解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不够的。龙朔二年的故事,证明了皇帝与皇权的非全等关系。在皇权运行的实际中去理解制度关键,这方面要做的事还很多,以往研究中的许多判断,也需要认真核对。

編者按:本文原刊《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116—126页,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


[1]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项目基金重大项目“唐代王言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7XNL011)阶段性成果。

[2]《旧唐书》卷四,中华书局,1975年,83页。

[2]《资治通鉴》卷二〇〇,中华书局,1956年,6329页。

[4]《册府元龟》的记载是“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冠等致敬父母”,可能史源与《通鉴》一致。见《册府》卷六〇《帝王部·立制度》,凤凰出版社,2006年,636页。

[5]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52,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75年,第453页。诏书中标明的时间为六月八日,比史书所记晚一天。《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也收入《中華大藏經》卷六〇,中華書局,1984年,第864930頁。

[6]《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亦收入道宣《弘明集·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僧行篇·议沙门敬之大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95303页。

[7]参见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93期,136-143页。

[8]《晋书》卷七三《庾亮传》,中华书局,1974年,1928页。

[9]参见《晋书》卷七七《何充传》,2028页。

[10]参见蒲宣伊《东晋沙门不敬王者论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11]《资治通鉴》卷一二九40614062页。《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记载简单,为:“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8年,140页。《宋书》卷九七《夷蛮传》载有宋武帝的这个命令全文,是以批准臣下上书的方式,即唐代“敕旨”的方式进行的。中华书局标点修订本,2018年,26172618页。

[12]《宋书》卷七《前废帝本纪》,156页。

[13]同时期的北朝,没有发生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法令化争议,都是沙门使用个人小智慧化解了其中的难题,如称皇帝就是佛,拜君如拜佛,虽然礼拜皇帝,但态度有些模糊。

[14]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二五《明瞻传》,郭绍林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936页。隋炀帝此事,各书记载时间不同,《明瞻传》记此事为大业二年;卷一三《僧凤传》记为大业中,时间模糊,见450页;《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记为大业五年。

[15]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礼乐第二十九》,中华书局,2003年,395页。

[16]《资治通鉴》卷二九三,6086页。

[17]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11页。

[18]沙门礼敬君亲问题,是东晋以来颇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后代帝王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都对此前的经历有清晰的了解。作为对立面的力量,佛教僧团对此也是耳熟能详。在佛教进入中国,如何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取得合作的问题上,这个问题颇有代表意义。从佛教历史的角度,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甚多,参见砺波护《唐代贯彻僧尼拜君亲政策始末》,砺波护著《隋唐佛教文化》,韩昇编,韩昇、刘建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87113页。

[19]“关陇集团”是陈寅恪先生提出并论证的一个史学概念,参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243265页)《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266295页)等。

[20]《资治通鉴》卷二〇〇,6315页。《唐会要》也有记载,时间为当年九月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775页。《会要》所记时间,应该是完成时间。

[21]《资治通鉴》卷二〇〇,6317页。

[22]《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820页。《资治通鉴》载:“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馀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其名,而职任如故。”《资治通鉴》卷二〇〇,6326页。《通鉴》胡三省注,把其他各个主要机构的名称变化列成注释内容。

[23]孙英刚《辛酉革命说与龙朔改革——79世纪纬学思想与东亚政治》,《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3141页。

[24]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九,中華書局,1992年,273274頁。

[25]《册府元龟》卷一八《帝王部·帝德》,凤凰出版社,2006年,188页。同样内容,《唐会要》也有记载,并明确为“元和十年”,见《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52页。

[26]《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埽》,512页。也见《唐大诏令集》卷八〇《丧制》,中华书局,2008年,462页。《册府元龟》卷一五九《帝王部·革弊》,1772页。

[27]据严耕望考证,李博乂在龙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转司宗正卿。见《唐仆尚丞郎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23页。

[28]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465466页。

[29]朝廷命令沙门致拜双亲的诏书下达之后,沙门群体又有上书等表示反对的行为,朝廷置之不理,也无人贯彻执行。命令形同虚设,此事也不了了之。

[30]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中华书局1992年,242页。

[31]中村裕一先生《唐代制敕研究》设有《“议”的文书考察》一章,对于集议的基本情况有很全面的介绍,与本文重点不同。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546577页。

[32]参见叶炜《唐代集议述论》,收录于《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66190页。

[33]《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6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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