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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演员, 电视剧《金瓶梅》第01-03集

作者:   来源:  热度:5  时间:202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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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金瓶梅》,我想一般都看过,有龚玥菲版静态电影《金瓶梅》,还有杨思敏

的电影《金瓶梅》。但大家可能没有看过这个版本,其实这一版本才最是经典,

牌最多,颜值最高的。

在这个版本里,有性感尤物温碧霞扮演潘金莲,有TVB当家花旦郭可盈扮演李瓶儿,

有曾经红级一时的无线花旦杨羚扮演庞春梅,有多次被提名最佳女配角的郭少芸扮

演孙雪娥,90年代著名的香港女电影演员胡樱汶扮演孟小楼,出演过无数TVB电视

剧的必备配角之刘美珊扮演武迎儿,TVB婆婆妈妈专业户白茵扮演王婆,林其欣

扮演吴月娘,陈洁仪,在里面扮演孟玉楼。

这就是我们TVB1994版的《恨锁金瓶》。

其中甚至连西门大官人也是由“西门庆专业户”单立文来扮演的,大家说他扮演

的西门庆风流好色、阴狠狡诈的性格特征被他诠释得入木三分,形神俱佳一词,

用在单立文版的西门庆身上确实是再适合不过了。

所以特意为大家整理了电视剧版本,希望大家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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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英语世界同时出版了两部《金瓶梅》译本,一是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从中文翻译的全译本,一是伯纳德·米艾尔(BernardMiall)从弗兰兹·库恩(Franz Kuhn)的德译本转译的节译本。克莱门特的译本名《金莲》(The Golden Lotus),分四册,由伦敦的劳特里奇与基干·帕维尔出版社(Routledge& Kegan Paul)出版。米艾尔的译本名《金瓶梅:西门庆和他六个妻子的历险史》(ChinP’ing Mei: 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 Mên and his six wives),此书仅一册,由宝德利·海德出版社(The Bodley Head)出版。

1972年的版本,首次将初版中用拉丁文翻译的色情段落回译成了英文。

最新版本,内文与前书同

1940年7月,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表了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 1875—1958)的书评,介绍了这两个译本。翟林奈对两部书都没全读,只挑一些段落抽查了一下翻译的质量。他说:“比较这两个译本,我们发现它们的差别很大。埃杰顿上校的目标是,在不省略麻烦的段落的前提下,译成流畅的英文,并且还想保留中文的神貌。他相当认真,虽然努力,但还是漏掉了原著中的不少东西,译文也不能说没有错误。另一本书准确性更差。当然,我们必须记住,它不是直译,所以对中文文本的巨大偏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有很多意译和不必要的修饰,虽然经常会省略,但经过巧妙的设计,却丝毫不伤及故事线。”翟林奈对克莱门特的译文,评价明显高于伯纳德的。

由于《金莲》是英语世界里第一部从中文翻译的全译本,出版后一版再版,影响明显超过了《金瓶梅:西门庆和他六个妻子的历险史》,在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 1933—2016)的《金瓶梅词话》全译本(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出现前,它一直是最权威的英译本。

关于克莱门特的生平背景,我们现在知道得很少,主要的信息,都来自老舍的回忆。他在《我的几个房东》一文中回忆了自己在伦敦的生活,其中特别写到了克莱门特。严格地说,克莱门特并不算他的房东,他们是合租关系。老舍与他是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认识的,那时老舍在该校任中文讲师:“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他到那里学华语:不知他怎么弄到手几镑钱。便出了这个主意。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处,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我点了头。他便找了房。”他们租的房子在伦敦西部。

克莱门特的父亲是乡村牧师,他自己也当过牧师,但老舍说他并不信宗教。“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和一个女子由家中逃出来,在伦敦结了婚,生了三个小孩。他有相当的聪明,好读书。专就文字方面上说,他会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坏。英文,他写得非常漂亮。他作过一两本讲教育的书,即使内容上不怎样,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认的事实。”(据安妮·维查德《老舍在伦敦》介绍,克莱门特1909年出版了《教堂音乐手册》,1914年出版了《教育的未来》。老舍所指的就是这两本。维查德还提到:“在1930年代,他将出版他在葡属西非和法属喀麦隆的游记。”从我们能查找到的信息看,他此后出版的著作共有三部,也并不都在30年代。它们是:《非洲王权:法属喀麦隆班冈泰王宫避难录》、《萨拉查,葡萄牙的重建者》、《透视安哥拉:普属西非的努力与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克莱门特报名参军,做到了陆军上校。战后回到伦敦,在牛津的补习学校教书。因为与一个美国女子发生恋爱,被妻子告发,因此丢了工作。老舍遇到他,正是他离婚再婚后最为狼狈的时候。

老舍和克莱门特夫妇在同一栋房子里住了三年,他也“一直闲了三年”,主要靠新婚的美国妻子挣钱养活前后两个家。三年租期一到,房东要加租,他们不得不分开,各人另找居所。

在《我的几个房东》中,老舍回忆了他和克莱门特夫妇一起生活的一些细节,但对他们相互帮助学习外语的事儿,却只字未及。关于克莱门特翻译《金瓶梅》的情况,他仅在《中国现代小说》(The Modern Chinese Novel)中提了一句:“明朝最出名的是《金瓶梅》,曾由英国人克利门·艾支顿译成英文,译名为《金莲》。”(原文用英文写成,发表在纽约《学术建国丛刊》第七卷第一期。《老舍全集》第17册收有马小弥的译文。)倒是克莱门特在该书的扉页和译者注中,对老舍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也透露了一些信息。在该书的扉页上,埃杰顿特意致谢说:“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To C.C.SHU My Friend)在《译者声明》中,他说:“要是没有舒庆春先生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根本不敢承担这项任务,我翻译这部小说初稿时,他是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我将永远感谢他。”

老舍为什么不愿提这件事?《老舍在伦敦》的作者安妮·维查德(Anne Witchard)解释说:“从老舍的角度说,他不可能承认自己在埃杰顿的翻译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新中国,《金瓶梅》被视为十恶不赦的色情作品,是旧中国封建文化堕落的典型。”这个解释听起来多少有些勉强。

由于没有更多的材料支持,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老舍在克莱门特的翻译工作中具体扮演了什么角色,但从常理推断,他发挥的作用应该不会小。克莱门特对他的感激之情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美国汉学家何谷理,在给塔特尔出版社(Tuttle Publishing)2011年新版《金莲》写序时推断:“很可能他的汉语老师舒庆春先翻译了个初稿,然后由埃杰顿花数时间年将其打磨成了现在的样子。”何谷理的理由是:“鉴于《金瓶梅》研究中不同的观点纷繁复杂,当代文献浩如烟海,一个外国人仅学了几年汉语,几乎不可能翻译得了这部书,就算他是语言天才,也不太可能(埃杰顿据说能阅读拉丁语、希腊语、德语和法语)。”他接着说:“埃杰顿抱怨这部小说用的是‘电报式文体’,这很可能是因为老舍的英文欠佳所致,而非那位明代小说家自己的语言特点本就如此。”他援引翟林奈那篇书评里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推测。翟林奈发现,克莱门特把第七十九回开篇词倒数第二句中的“竹篱”译成了“竹扇”。何谷理认为:“‘扇’(fans)与‘篱’(fences)毫不相似,但初学英语的中国人很可能把这两个词的发音弄混了。”他进而认为,老舍之所以不肯承认自己曾参与过这部书的翻译,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译文错误较多,感到有些难为情(The Golden Lotus, P18, Tuttle Publishing, 2011)。真相到底如何,我们无法判定。

不管怎么说,克莱门特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将《金瓶梅》译成英文,的确是个奇迹。据他自己说,他大概是从1924开始翻译这本书的,翻译用了5年,对译稿打磨修订和处理校样则耗了近10年时间。关于翻译这本书的缘起,他在前言里是这么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段时间,我对心理学某现代流派的社会应用产生了兴趣。我觉得应该在我们之外的发达文明中,去研究它的应用情况。于是就开始学习汉语,并查找文献材料。这部小说是不能忽略的调查对象。……为了当初的目的,我选《金瓶梅》作为合用的小说,多少有些偶然。我在高第(Cordier)的《汉学文库》(Bibliotheca Sinica)中,首次发现了它。……从这些观点看,《金瓶梅》显然是心理学和文化素材当之无愧的宝藏。于是就开始翻译它。”但是很快,他就被《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所吸引,心理学研究的兴趣则逐渐消退了。

关于此书翻译的具体过程,他略而未提,只就一些原则性问题做了点解释。他说:“我并没打算搞出个‘学术性的’译本,但要将原著简洁的单音节文字译成流畅的英文,还想保留汉语的神貌,并非易事。毫无疑问,如果删除一些相关的段落,可以回避有些困难,但我不愿这样做;即是偶尔有些段落在我看来有点沉闷,也绝不删减。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处理它们。不过对其中的诗词来说,情况就不完全相同了。我想,没有人会断言这些诗词是中国诗歌的杰作,有些诗词如果译成英文,读来会莫名其妙。对它们,我自作主张地删去了很多。说到底,它们只是故事的程式化装饰,我对之没有良心上的不安。至于其馀部分,我要声明连校样都没看过。”对照原文来看,他的这个声明基本属实。在翻译过程中,他尽量做到了忠实于原文,但对原作中的诗、词、曲、韵文和对句,确实能删则删。克莱门特依据的崇祯本,总共有100首开篇诗或开篇词(其中诗51首,词49首),英文本只翻译了47首(诗27首,词20首)。篇尾诗44首(其中诗43首,词1首),英文本只翻译了4首诗。至于原作中大量的诗、词、曲、韵文和对句,则只翻译了极少的诗、词、曲和韵文,对句基本都省略了。

1939年的初版本,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书中大量的色情描写被处理成了拉丁文。克莱门特对此的解释是:“他(作者)冷漠客观地讲述了在中国官场极度腐败的年代,一个特定家庭的暴发过程和后来的败落。他没有遗漏腐败的任何细节,不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私生活中。他显然认为这类细节对他的故事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他是个英语作家,就会完全回避一些内容,巧妙地避开风险,用模糊的语词把特殊的情节遮掩起来。但他不肯这样做,不许自己有任何保留。无论说什么,他都用最直白的语言。这当然常常让译者深觉难堪。我再次觉得,这部书如果一定要出,就必须出完整了。但它的内容又不能全都译成英语,读者大概会因时或能碰到大段的拉丁文而光火。我为此感到抱歉,却别无选择。”英语世界对文学作品中的色情描写,有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克莱门特当初之所以说该书有些内容不能全译成英文,是因为1857年颁布的《淫秽出版物法案》(Obscene Publications Act)在二十世纪初依然有效,该法案规定,凡淫秽出版物,作者、出版者、发行者和印刷者同罪。借助澳大利亚蒙那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齐林涛先生的研究,我们总算知道了该书出版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齐林涛先生在英国雷丁大学,发现了劳特里奇与基干·帕维尔出版社当年的出版档案,其中就有关于《金莲》的材料。这批档案向世人证明,克莱门特当初把全书都译成了英文,初版本中的拉丁文是后来补译的,而且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有意思的是,他在该书的前言里,只轻描淡写地表达了对书中有些段落不得不使用拉丁文的无奈。辅以老舍对他语言天分的赞赏,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些拉丁译文都是他的劳动成果。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在书前的《译者声明》中,他感谢了很多人,除了老舍,还有给他答疑解惑的瓦尔特·西门(Walter Simon)博士、通读校样的A.S.B.格劳沃(A.S.B. Glover)、核校人名的L.M.彻夫德维尔(L.M. Chefdeville)、负责改错的赛瑟尔·弗兰克林(Cecil Franklin),唯独对拉丁文的译者只字未提。

1972年以前的版本封面和正文。正文的英文有拉丁文混在其中。

其实,齐林涛从档案中发现,这些拉丁文(据统计共有71处)是一个名叫F. A.莱特(F. A.Wright)的拉丁文教授,根据克莱门特的译文二次翻译的结果。委托莱特进行拉丁文翻译的是劳特里奇与基干·帕维尔出版社,而非克莱门特本人。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出版社和印刷厂都找人对译文中的色情内容进行了审查,负责通读校样的A.S.B.格劳沃,在审读报告中对之有详细记录。这些被挑拣出来的内容,都由F. A.莱特译成了拉丁文。二十世纪初的印刷技术还处在铅印时代,劳特里奇与基干·帕维尔出版社把排好的校样送给莱特,为了防止因倒版而增加排版成本,他们要求莱特在翻译时用等量的拉丁文字符替换原来的英文,这无疑给其翻译增加了难度。在严格的字符数限定下,面对这些被集中挑选出来的关于淫乱场面的描写,莱特想必感到很头大。他曾写信向出版社抱怨:“我想这活儿得三个天才来干才行。等不到完工我都快讨厌死西门的鸡巴了。”(转引自:Lintao Qi, Agents of Latin, An archival research on ClementEgerto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in Ping Mei. Target 28:1,2016)莱特的郁闷还有一层原因,除了翻译,出版社还让他校对了一遍拉丁译文,他不得不二次忍受这种折磨。

克莱门特对莱特避而不提,多少有些耐人寻味。但把出版物中的色情内容翻译成拉丁语,却是西方世界长久以来的通行做法。这样既保证了作品文本的完整,又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出版社对外可以宣称它是足本,但不懂拉丁文的读者,只能拿它当洁本来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克莱门特在翻译时对书中的人名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办法。凡是男性角色的名字,基本都用威妥玛拼音方式进行了音译。比如“西门庆”译作“Hsi-mên Ch’ing”,“花子虚”译作“Hua Tzǔ-hsü”,“应伯爵”译作“Ying Po-chüeh”等,就连男性童仆的名字,都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但对女性角色的名字,他却采取了意译和另拟新名两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对几个主要角色的名字,基本采取了意译。如“吴月娘”译作“Moon Lady”,“李娇儿”译作“Picture of Grace”,“孟玉楼”译作“Tower of Jade”,“孙雪娥”译作“Beauty of the Snow”,“潘金莲”译作“Golden Lotus”,“庞春梅”译作“Plum Blossom”等,都是根据汉语名字的意思进行的意译。但对另外一些较次要的角色,译者完全抛开其本名,另外给取了英文名。如“西门大姐”被译作“Orchid”(兰花),“宋惠莲”被译作“Wistaria”(紫藤),“王六儿”被译作“Porphyry”(斑岩),王六儿的女儿“韩爱姐”被译作“Wild Rose”(野玫瑰)等,包括那些青楼女子的名字,翻译时都很随心所欲。对此,何谷理的解释是:“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小说的英语翻译者,通常都用罗马字母拼男性角色的名字,却对所有女性角色的名字都加以翻译,目的是让对中国作品译本不熟的读者容易辨别。”克莱门特的这种处理方式,看来是当时通行的做法。为了防止出现混乱,他在前面还附了一份主要角色表,对每个人物都作了极简单的介绍。但不幸的是,错误还是没能避免。《金瓶梅》第二十四回的回目是:“敬济元夜戏娇姿,惠祥怒詈来旺妇。”来旺的媳妇宋惠莲是这一回的主要描写对象。按照克莱门特的译法,宋惠莲在英文版中拟定的名字是Wistaria。但该书第二册第335页第7行,第336页第9行,有两处把Wistaria错译成了Orchid(西门大姐)。于是,“蕙莲抠起裙子来与玉楼看。看见他穿着两双红鞋在脚上,用纱绿线带儿扎着裤腿,一声儿也不言语。”就被译成了“When Orchid pulled up her skirt,Tower ofJade saw that she was indeed wearing two pairs of red shoes,bound to her ankles by green laces. She said no more.”“那春梅、玉箫并蕙莲,都前边瞧了一遍,又到临街楼上,推开窗看了一遍。”被译成了“Plum Blossom,Flute of Jade and Orchid wentupstairs to look out over the street”。这样的疏忽,给读者造成的困惑应该不小——老实本分的西门大姐,突然间变得做张做致,实在令人有些费解。好在此类错误不算太多。

《金莲》于1939年出版后,曾在1953、1955、1957、1964年不断重印。1960年,企鹅出版社因出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而遭到起诉,理由是该书违反了新修订的《淫秽出版物法案》,但判决的结果却是出版社无罪,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此后,英国社会对文学作品中的涉性描写,逐渐变得宽容了起来。到1972年,劳特里奇与基干·帕维尔出版社又把初版中的拉丁文段落全部改成了英文,至此,该书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被删的诗词可以忽略)。关于这次由拉丁文向英文的回译,出版社表述得很含糊,只在原来《译者声明》之后的空白处,加了一段《出版声明》,全文仅有几句话:“这一版中,埃杰顿上校原来译本中出现的拉丁文段落,被译成了英文。我们要感谢J.M.富兰克林(J.M. Franklin)为此提供的帮助。”这次由拉丁文向英文的回译,到底是谁实施的,声明中并没有交代,但富兰克林显非其人。从回译的情况来看,采取的也是用等量的英文字符替换拉丁文的办法,对原来的版面未做任何改动,出版社显然不想因此对该书重排重校,增加编校成本。这次回译也有一个遗漏——在第2册第213页倒数第2段——没处理干净,笔者2008年编《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金瓶梅》时首次发现了这个疏忽。合理的推测是,1972年这一版,出版社只是恢复了克莱门特原来的英文翻译,而废除了莱特此前费心费力翻译的拉丁文。2011年,塔特尔出版社又将这个译本中的人名,统一用汉语拼音重新音译了一遍,承担这次翻译任务的是鲁米亚娜·克拉科娃博士(Dr. Rumyana Cholakova)。据何谷理介绍,她在处理的过程中,还顺手改正了克莱门特对个别小人物姓名的张冠李戴。遗憾的是,我前面提到的对宋惠莲名字的两处误译,她只改正了第一处,后一处可能因为不太明显被忽略了。

塔特尔出版的修订本,人名改为拼音,修订了一些明显错误,但不彻底。

据何谷理统计,截止到2011年,克莱门特翻译的《金莲》,已经在伦敦、纽约、新加坡、东京和北京出了25个版本,总印次达366次,其影响力足见一斑。近年来,虽然中国学界有人指责这个译本不够全(主要是因为它删除了大量诗、词、曲和个别隐语),译文不够完美(洪涛《对外文化工程与〈金瓶梅〉英译本的评价问题》,《金瓶梅研究》第1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1-310页),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它在《金瓶梅》传播史上已经和正在发挥的作用。单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来说,崇祯本的结构明显比词话本要紧凑,语言也更为简练,作为普通的读者,没有谁愿意在《金瓶梅》的开头重复读一遍《水浒传》里的情节,也没有谁能否认崇祯本的艺术性总体上比词话本高。克莱门特选择崇祯本作底本,实属明智之举。另外,从译文的质量看,除了对原文的个别细节有时理解不准,克莱门特对原作整体风格的把握是比较到位的,他把市井生活活色生香的内容,用轻松的笔调来传达,英文表达自然流畅——老舍对他英文写作能力的肯定看来并非虚谀,这使其译本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即使有了芮效卫翻译的词话本,《金莲》作为《金瓶梅》英文通俗读本的地位还是无法被取代。芮效卫的译本,相信主要是学术圈子的人会感兴趣。

(《随笔》2021年第2期刊发。作者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一书即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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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与中国古代性文化(二)

 作者:丁东

女性的炼狱

如果说,在《金瓶梅》里,埋葬男性的坟墓是以象征的方式让人感受的,那么,煎熬女性的炼狱,则是以实在的方式让人来体验了。

整部小说,或详或略,写了不下几十位妇女的命运。她们身份高低贵贱不等,性格柔弱强悍不一,但几乎无不在人生的苦海里挣扎、沉浮。我不可能逐一细加评说,只能选几位最有代表性者,作简略分析。

《金瓶梅》里的妇女,其人生目的大约有三种取向。一种以性欲为最高追求,潘金莲可为代表;一种以求嗣为最高追求,吴月娘可为代表;一种以财物为最高追求,宋惠莲可为代表。其余妇女,大致都可归入三种之一,或介于某二种之间。

最先进入人们眼帘的女性,当然是潘金莲。

自《水浒》问世以来,潘金莲的名字在中国已家喻户晓,成为汉文化中“淫妇”的代名词。当代川剧怪才魏明伦虽煞费苦心,专写一出大戏为她作翻案文章,但仍难洗清几百年的成见。

依我看,不论是施耐庵笔下的潘金莲,还是魏明伦笔下的潘金莲,都不如笑笑生笔下的潘金莲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在这里,潘金莲是个十足的女人。她美艳之极,伶俐之极,生命力健旺之极,性欲强烈之极,心狠手辣之极,遭遇悲惨之极。

如果潘金莲有机会重新投胎的话,她也许可以充当《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或者施奈德扮演的“女银行家”。然而,她生不逢辰,又生不逢地。她偏偏生在一个不能容忍女子性欲旺盛的时代,生在一个不能容忍女子求得性欲满足的文化环境。她生在一个穷裁缝之家,父亲早逝,九岁便被母亲卖到王招宣府学弹唱,十五岁又被转卖到张大户家为奴。身心正当发育期,先被强行烙上三道深深的创伤。

张大户年过六旬,身体多病,既老且衰,却硬要受用如花似玉的潘金莲。潘金莲身为家奴,别无选择,只好怪自己心高命不强,苦水往肚里咽。这是第一道心理创伤。

张大户妻子余氏,醋性大发:不能惩罚自家男人老风流,却把一肚子怨气撒在潘金莲身上,将她甚是苦打。这是第二道心理创伤。

张大户既要遮余氏耳目,又要继续厮会金莲,遂倒陪房奁,把金莲嫁与为人懦弱、模样丑陋的武大郎。潘金莲满肚子晦气,无处发泄,这是第三道心理创伤。

有压抑,迟早要宣泄。压抑得愈重,宣泄得愈猛,潘金莲生命力如此旺盛,一旦找到宣泄的突破口,就没有什么理性或顾忌可言了,因而,潘金莲为勾搭西门庆毒死武大郎,虽手段残忍,却是畸形的社会使然。畸形的社会先把潘金莲扭曲成畸形人,畸形人格才干出如此伤天害理事。

女性的性欲具有后天开发的特点。潘金莲一旦从西门庆那里得到欲仙欲死的感官乐趣,便进入了性欲疯狂状态。潘金莲和西门庆两个都是自私自利者。他们追求的只是肉欲,谈不上丝毫爱情;追求的只是占有,谈不上什么给予。潘金莲想独占西门庆,然而当时的性文化规范却不允许她独占西门庆,只能让她与其他女人分享西门庆。西门庆有权独占潘金莲,却不满足于独占潘金莲,他还要同时占有其他女性的肉体。这样,在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关系中,就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反差;西门庆在性行为过程中对潘金莲是否获得快感是不关心的,他只关心自己的快乐;而潘金莲则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刺激西门庆的快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多地占有西门庆的目的。这更能证明潘金莲与西门庆在性生活中是不平等的,实际上是西门庆多次在性交中给潘金莲造成生理上的痛苦,并在点燃潘金莲的性欲之火后又故意去冷落她(对李瓶儿也用过这种手段)。潘金莲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后者。她到西门庆家后,饱食终日,无所寄托,除了和男人性交,还有什么释放生命能量的渠道?但是,一夫多妻的格局,加上娼妓制度,注定了潘金莲要有厮守空房的日子。于是,她私通琴童、陈经济,与其他妻妾争宠肇事,毒杀人子,虐待丫环,变态心理驱使出一系列疯狂的举动。

潘金莲只会一味跟着感觉走,却没有能力自省她处在一个怎样的生存环境之中。她的社会地位之所以一度提高,完全靠西门庆。西门庆不仅是她发泄性欲的对象,而且是她权力和安全的来源。西门庆在,她才能以“五娘”的身份在丫环面前抖“主子”的威风,也才能依仗自己的“好风月”在妻妾争宠的格局中不时占一点上风。西门庆不在,这一切顷刻就会烟消云散。终于,某次西门庆已与王六儿折腾得筋疲力尽之后,欲火焚身的潘金莲用三丸胡僧药把男人送上了黄泉路。

西门庆暴卒,潘金莲仍然跟着感觉走,又与陈经济纵欲,终于被吴月娘卖给了仇人武松,潘金莲死到临头,心里还是想着男人,单相思地把身材魁伟的武松当成了未来的性伙伴。

潘金莲死了。在那种性文化格局中,一个竟胆敢迢求性欲满足的女人,能有更好的下场么?

如果说,潘金莲是因为背叛妇德而被强大的传统押上了断头台,那么,吴月娘则因恪守妇德,而成为小说主要角色中仅存的善终者。似乎,她以自己的德行,躲开了笼罩在西门家族头上的死亡阴影。

然而,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来考察,吴月娘的命运,仍然是一个悲剧,只不过她自己不觉悟,笑笑生也不这样认为罢了。好在,笑笑生是写实的高手,从他提供的细节中。我们仍不难感受到隐含在其中的悲剧意味。

小说第二十一回,描写吴月娘夜半焚香,坦露心迹:

妾身吴氏,作配西门,奈因夫主流恋烟花,中年无子。妾等妻妾六人,俱无所出,缺少坟前拜扫之人。妾夙夜忧心,恐无所托。是以瞒着儿夫,发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祝赞三光。要祈保佑儿夫,早早回心。弃却繁华,齐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见嗣息,以为终身之计,乃妾之素愿也。

吴月娘这番话,倒是当下感动得在背后潜听的西门庆作揖道歉,拥抱求欢,然而,以后的事实,却处处与她作对,无一令其素愿遂心。

西门庆仍然流恋烟花,并且变本加厉。

吴月娘怀孕得胎,到乔大户家串门,在楼梯上滑脚,不足月而流产。

第六房妾李瓶儿生子官哥,似乎应了求嗣之愿。西门庆却因此对李瓶儿倍加宠爱,帮闲们也将李瓶儿捧上了天。潘金莲稍加挑唆,使勾起了吴月娘满腔的妒气。

可见,她的妇德,不但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事到临头,自己的内心也不免发生冲突,坚守不住。

靠薛姑子的药,吴月娘总算再次怀孕。待孝哥生出,西门庆刚好一命呜呼。

孝哥长到十五岁,指望承家嗣,正欲与云小姐成婚,又被普静和尚幻化而去。“可怜月娘,扯住恸哭了一场,干生受养了他一场。”这不正是人生悲剧么?

还有一层女人的悲剧,是小说没有明写白。

吴月娘作为一个女人,在那样淫荡的生活氛围中,难道就没有性欲要求?笑笑生为了突出她的妇德,似乎要把她塑造成吃斋念佛、清心寡欲之人。然而又要她两度怀孕,所以还是描写了她仅有的两次性生活。

第一次在二十一回,吴月娘当下“低声脾帏匿枕,态有余研,口乎亲亲不绝”。事后“鬓乱钗横兴已饶,情浓尤复厌通宵。晚来独向妆台立,淡淡春山不用描”。

第二次在五十三回,吴月娘心中暗时道:“他有胡僧的法术,我有姑子的仙丹,想必有好消息也。遂都上床去,畅美的睡了一夜。”

可见,吴月娘并非性冷淡。五十一回她说:“俊姐姐,那怕汉子成日在你那屋里不出门,不想我这心动一动儿,一个汉子,丢与你们,守寡的不过?想着一娶来之时,贼强人和我门里,门外不相逢,那等怎么过来!”那都是反话、气话,其性欲的压抑,是显而易见的。

西门庆暴死时,吴月娘不过三十出头。到七十岁“善终”,当中是将近四十年的寡居岁月。对于一个身心健全的女性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煎熬。其间,吴月娘有过改变命运的机会。八十四回,吴月娘上泰山求香,先遇殷天锡在碧霞宫中求欢,后遇清风寨王英欲娶她作押寨夫人。正统的贞节观注定她不可能像《十日谈》里的巴托罗来霞那样毅然转嫁强盗。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一百回她又梦见云离守要“和她云雨”。稍作心理分析,便不难从这一梦中窥见吴月娘内心潜在的饥渴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月娘作为女性的悲剧,于中国古代妇女来说,比潘金莲的悲剧更具普遍性。千百年来,多少中国女性的青春和欢乐,就埋葬在这高高的贞节牌坊下面!

宋惠莲在小说中不是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她从二十二回出现,到二十六回便消失了。但考察当时女性的命运,她仍具有代表性。

宋惠莲出场时,已历经婚变,做了仆人来旺的老婆,并在西门庆家灶上当佣人。她早年的经历与潘金莲相差不多,在社会下层几经磨难。但此时潘金莲已做了西门庆的第五房,身为“家人之妇”的宋惠莲,地位显然矮一大截。宋惠莲不甘穷困,便以自己的姿色为唯一资本,在西门庆宅子里开始了人生赌博。西门庆素有莲癖,见宋惠莲比潘金莲脚还小,又好装扮,岂能放过?于是,一匹蓝缎子便把她搭上了手。接着,用衣服、汗巾、首饰、香茶、银钱,以及做第七房小老婆为诱饵,进一步占有了她的身心。宋惠莲手里有了几个钱,便一改先头穷酸相,得意忘形,“常在门道成两价拿银钱买剪截花翠汗巾之类,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量进去,散与各房丫环并众人吃”(二十三回)。众妻妾打秋千,她也跻身其间露一手。宅内各种活动中,俨然半个主子,一时尝到了以姿色换钱财的甜头。然而,仆妇与主人长期通奸,在那种一夫多妻的社会里,也仍然为纲常所不容。宋惠莲想得美,请西门庆给丈夫另娶一房媳妇,自己便可长久地做小老婆。岂不知,潘金莲就不容,与她争宠。于是略施小计,西门庆便把来旺诬陷入狱,发配徐州。良心未泯的宋惠莲生生被逼上了绝路了。

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情场即战场,情场即屠场。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虽无刀光剑影,却是你死我活。男人里,武大郎、花子虚、蒋竹山不如西门庆心黑,只好先下地狱;女人里,宋惠莲、李瓶儿不如潘金莲手毒,只好早归黄泉。潘金莲心够黑,手够毒的了,但不如吴月娘老谋深算,又一命呜呼。西门大姐自尽,孙雪娥自缢,王婆受戮,说到底,都是弱肉强食的结果。

性,原本焕发欢乐,这里却造成无边的痛苦。

性,原本孕育生命,这里却导致可怕的死亡。

从《金瓶梅》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缩影。

绝望的敲钟人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一记悲沉的晚钟。

兰陵笑笑生是一位绝望的敲钟人。

兰陵笑笑生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当时的“大名士”,有人说他是下层失意文人,还有人说他是民间说唱艺人。他的真名实姓,学术界迄今已出现十余种假说,然而因缺少第一手证据,无法定于一尊。这位在小说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大师,行文时直言不讳,署名时却留了一手。在当时,或许是安全需要,舆论压力使然,无意之中,却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一个万古之谜。

兰陵笑笑生的真名实姓,仍可留给专家们继续考证。在得出公认的答案之前,却不妨碍我们把兰陵笑笑生当做一位明代作家加以研究。无论他属何种身世,他都不失为生活在“世纪末”的一位神经极为敏锐的人。

他是一位感觉大师,先觉地感受到社会无可挽回的颓势,感受到世纪末种种文化病态,并把这种病态再现为一种大厦将倾的艺术氛围。

他是一位纪实大师,给我们展示了细致逼真的社会生活长卷,如许的黑暗,如许的丑恶,如许的腐败,如许的罪孽,栩栩如生,尽在眼底。

他是一位讽刺大师,一切画皮,一切假面,一切伪装,一切掩盖,都用锋利的刀一下划开,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里没有一点美。因为兰陵笑笑生看不到一点美。这里没有一线光明,因为他看不到一线光明。

除了敲响这声悲沉的晚钟,兰陵笑笑生无法排遣心底的绝望和苦闷。

探寻兰陵笑笑生的性价值观,不免又要遇到一个难题:一方面,从小说卷首的“四贪词”到小说卷终的七言律,宣扬因果报应,劝人戒淫戒欲的说教俯拾即是;另一方面,从西门庆茶房戏金莲,到陈经济私会韩爱姐,性生活描写堪称连篇累牍。劝诫之词虽多,但千篇一律,无非是当时流行的陈词滥调,显得何其苍白无力,而一个个男女主人公,放浪形骸,色胆包天,却又显得肆无忌惮,势不可挡!笑笑生到底是旨在宣淫,还是旨在惩戒,《金瓶梅》问世以来便引起人们争议,许多人批评他爱憎不明。

就事论事地评判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说不清楚。若将这一矛盾放到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的矛盾中考察,或许能产生新的认识。

我以为,书中戒词的苍白无力是因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旧道德樊篱已经千疮百孔,一触即溃;书中主人公的肆无忌惮,是因为当时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欲已像江水决堤,一泻而出。旧的性文化行将寿终正寝,新的性文化即将出土萌生。

晚明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文化变动的前夜。只不过后来因为满族入关,清朝入主中原,才暂时延缓了这一文化裂变的进程。

兰陵笑笑生的内心矛盾在于,他是旧文化步入坟墓的记录者,却不是新文化萌芽的发现者;他感受到旧秩序将亡,却看不到新生命将出。大厦将倾,不知旧地基上能崛起新的建筑。有的论者说他发现了新的价值观,主张人性的解放,那是过誉之词,缺少事实的支持。对于笑笑生来说,还是只能驾轻就熟地顺手牵来传统礼教诅咒现实,虽然这一套陈词滥调已不怎么顶用了。对于我们来说,无须苛求笑笑生去超越时代,高瞻远瞩,只要理解这种内心的矛盾、苦闷和绝望是他刻意审丑的内在精神动力,便不难与他的心相通了。

当然,兰陵笑笑生的苦闷还不够彻底,他对那社会还存有一丝幻想,西门庆到底有了儿子,西门家业到底有了传人。如同后来高鹗塞给《红楼梦》一个兰桂齐芳的结尾一样,他们都不忍心让这古老的大厦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兰陵笑笑生没有走完的路,只好留给后人继续向前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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