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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解释, 彭吉岳、封旺:新《刑诉法解释》对保护涉罪民营企业家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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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解释》对保护涉罪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动了真格”文 | 彭吉岳、封旺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有数据显示,民营企业用近40%的资源,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

新《刑诉法解释》对保护涉罪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动了真格”

文 |  彭吉岳、封旺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

有数据显示,民营企业用近40%的资源,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1]但近年来,民营企业家涉嫌犯罪频见报端,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除了本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往往伴随着大量财产的收缴、罚没。而这,不仅关系到企业家个人,也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员工就业及相关合作者的安全,甚至是国家经济结构的稳定。如何有效保护民营企业创造的巨大财富,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热情,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从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到2017年最高法、最高检先后发布的保护司法产权、营造良好环境的司法政策,以及陆续平反的民营企业家案件,无不昭示着国家政策及司法对于民营企业合法财产权的保护。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2021年《解释》)第279条,首次将“涉案财物的调查举证”写入“法庭调查”程序,首次明确了公诉机关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是否应当追缴负有举证责任,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在司法程序中“稀里糊涂、说不清道不明”地予以收缴、罚没,新《刑诉法解释》关于财产权的保护的规定,对于保护民营企业家、公民的财产权将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民营企业家涉案财产处置的困惑

民营企业家刑事风险一旦爆发,泥沙俱下,风暴来袭致人财两空也是可能的。笔者2019年办理的河北某知名企业涉嫌传销犯罪一案,该企业市值数百亿,业务领域涉及医疗保健、汽车制造、锅炉生产等多个领域,该企业旗下一分公司因销售某款保健产品涉嫌传销犯罪被立案调查,随即办案机关追缴涉案财物的“天罗地网”迅速铺开,扣押冻结的财物不仅包括分公司财产,总公司大量财产也被控制,连公司相关负责人个人、家庭的财产也均被查封、扣押,处置的财产范围也远远超出保健品业务的范畴。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案件刚移送到法院还没有开庭,因临近年底就直接划走了8000万涉案款项进入了当地的财政账户……更有“传奇”案例[2],一犯罪团伙抢劫银行营业款208万元,后将赃款作为启动资金投身商海,奋斗多年后首犯成为身价上亿的企业老总,但终归东窗事发。试问:百亿财产是否均为“毒树之果”?应一并查抄?又如何证明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与犯罪行为的关联?确实需要更具明确的操作规范。

二、新《刑诉法解释》让保护私有产权有了更强的“抓手”,从程序上保障涉案财产合法处置落到了“实处”

通过办理刑事案件浑水摸鱼,违法查扣公民和企业财产,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颁布的《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解释》)即有所考虑。在2012年《解释》的第十六章【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第364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调查其权属情况,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依法处理。经审查,不能确认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不得没收。可见,当时司法解释即明确了对涉案财物权属的调查责任。2012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该《解释》答记者问时指出:在2012年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无论是我国刑事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对于法院审查处理刑事涉案财物的规制都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即便有规定也是过于原则且相对分散。为此,考虑到涉案财物的判决与处理事关当事人及有关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2012年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对相关问题作出规定并进一步明确:……二是强调对涉案财物处理的法庭调查。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调查其权属情况,对于不能确认系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不得没收,以保护财物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三是重视案外人提出的权属异议。规定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依法处理……只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规定还是过于粗疏,对涉案财物的性质及权属具体应该如何展开法庭调查,如何举证质证,是否需要单独的诉讼程序等等,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答案,因而司法实践中通过庭审程序对涉案财物的审查认定还十分薄弱,司法实践中还是停留在重定罪量刑,轻财产保护状态中。与2012年《解释》对相关内容在“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的章节中进行规定不同。2021年《解释》则明确将涉案财物的调查程序写入“宣布开庭与法庭调查”一节,强调其与定罪量刑一样,作为独立的法庭调查内容。从结构设置上讲,2021年《解释》对涉案财物调查程序的重视便可见一斑。从具体内容上讲,2021年《解释》新增第279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来源等情况,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进行调查,由公诉人说明情况、出示证据、提出处理建议,并听取被告人、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经审查,不能确认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不得没收。上述规定,明确了公诉机关对涉案财物性质权属等情况的三项具体且必须的义务,即:说明情况、出示证据、提出处理建议,亦即是说,如果控方举证不能,则应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等原则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同时,对于案外人而言,2021年《解释》赋予了其依法参与庭审的权利。将涉案财产问题解决在法庭,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小组在对2021年《解释》的解读中强调:为强化产权司法保护,《解释》的多个条文对涉案财物的审查处理执行问题作了充实和完善。例如,在立案审查阶段,要审查涉案财物是否随案移送并列明权属情况,以及是否有证明相关财物系涉案财物的证据材料;在庭前会议中,可以就涉案财物的权属情况和处理建议听取意见;要强化对涉案财物的当庭调查,规范涉案财物的判决处理和执行。审判实践中,要适应时代发展,树立对定罪量刑和涉案财物处理并重的理念,重视做好涉案财物审查处理执行工作。可见,2021年《解释》对涉案财物的保护是全流程、全方位的。

三、如何把握2021年《解释》并进行专业的财产权辩护

法条是辩护律师最重要的武器,对法条的理解与运用取决于律师的智慧和经验。从2021年《解释》第279条出发,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在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开展财产权辩护:1、涉案财物的来源。重点核实财产的来源、获得主体、获得的时间、取得方式、是否与其他财产混同等问题。2、涉案财物的性质。如,财物的类型,是货币还是其他有形财产,动产还是不动产,是否进行过处分、转移,是否属于易变质、易贬值等物品。3、涉案财物的权属情况。注意区分财物的所有权人,权属登记及实际占有情况,区分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区分经营所得与违法所得、犯罪所得,涉及第三人权属的,要通过第三人提出法律意见并让第三人进入法庭调查程序中。4、涉案财物的用途。财物用途对于认定财物性质也具有重要作用,例如财物是否用于犯罪活动、对犯罪活动的作用大小、是否以实施犯罪活动为主要用途、发挥作用的时间段等。5、涉案财物的价值。价值关乎量刑以及是否超额查封等问题,因此要重点关注对财物是否进行了价值鉴定,鉴定机构、鉴定人是否符合法定资质,是否包含孳息价值,是否有损耗、折旧,控制的财产数额是否超过了整个犯罪金额等等。以上便是笔者的一些领悟,部分建议也是笔者在办案中的一些坚守,2021年《解释》的出台,必将引起刑事司法深远的联动反应。因为法条的寥寥数语,背后隐藏着世间纷繁百态,而刑辩律师,以经验与智慧作为破译密码的钥匙,以法律和勇气作为拼搏的武器,见微知著,竭尽全力,给所有需要的人以帮助。

引用及注释

[1]2019年3月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了民营经济的“56789”。[2]《郑州16年前劫匪成富豪专家:财产不算非法所得》,央广网,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1029/t20151029_520315785.shtml

【刑辩书院】罪名系列关注“刑辩书院”回复下列“罪名”获取相应刑法罪名法律法规汇编盗窃罪   |  抢劫罪  |  故意毁坏财物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   敲诈勒索罪  强迫交易罪   |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  寻衅滋事罪   |   聚众斗殴罪   |  非法拘禁罪  赌博罪  |  开设赌场罪  |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串通投标罪  |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  危险驾驶罪   |   组织卖淫罪   |   组织考试作弊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   盗伐林木罪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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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解释》,成为高法史上条文数最多的司法解释。针对新修内容,我完成了总计七小时的干货课程。为2021法考、考研以及实务热点方向提供参考。即日起,本公号以图片方式发布课程讲义,分为几个系列,此为之(二)。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2018年10月26日起施行。为正确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律修改情况,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以下简称《解释》),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解释》共计27章、655条、9万余字,历经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八次审议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三次审议,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条文数量最多的司法解释,也是内容最为丰富、最为重要的司法解释之一。与《2012年解释》相比,《解释》增加“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速裁程序”“缺席审判程序”三章,增加了107条,作了实质修改的条文超过200条。

   第一百九十二条 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第二百条 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本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判决。

以下文章来源于人民法院报 ,作者刑诉解释起草小组

(六)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未涉及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本章沿用《2012年解释》第六章“附带民事诉讼”的条文,仅对个别条文根据司法实践反映的问题作了微调。 1.关于因受到犯罪侵犯起诉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处理规则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

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的,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存在不同认识。经研究,《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基本沿用《2012年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仅将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调整为“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主要考虑如下: 其一,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若认为对精神损失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则意味着刑事诉讼法有关只有遭受物质损失的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只能根据物质损失判赔的规定就将失去实际意义。绝大部分被害人肯定会选择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同时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这样,势必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架空、虚置,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切实维护被害方合法权益、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等重要功能无法发挥。 其二,若认为对精神损失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则意味着,就同一犯罪行为,被害方可以同一理由,两次提出损失赔偿要求,势必存在“一事两诉”的问题。 其三,从司法实践看,刑事案件审结后,特别是被告人被送监服刑或者执行死刑后,往往连有关赔偿被害方物质损失的附带民事判决都难以得到实际执行。若赋予被害方对精神损失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只会制造“空判”,引发新的社会矛盾。2.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赔规则 “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以下简称“两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通常高达七八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是否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判赔范围,一直是争议焦点、难点。2003年之前,将“两金”理解为精神损失,均不在附带民事诉讼判赔范围,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 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首次明确“两金”属于物质损失。但是,此规定是否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一些地方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判赔“两金”,导致“空判”问题突出、调解难度增大、缠讼闹访凸显,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在2006年的“五刑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在总结讲话中首次提出:“死亡补偿费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确定赔偿数额的根据。”《2012年解释》制订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两金”问题作了重点审议、研究,明确“两金”不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判赔范围,但调解、和解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此后,各级人民法院严格执行《2012年解释》的相关规定,整体实施良好。但是,关于“两金”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六刑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在总结讲话时再次强调,要求严格执行《2012年解释》的相关规定。 

整体看来,不判赔“两金”是基于被告人普遍无力赔偿以及“空判”所引发的系列问题等而“不得已”作出的务实选择。此次征求意见过程中,有意见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在《民法典》的背景下,应当作出适当调整。经进一步认真研究,综合考虑司法实践情况,《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维持《2012年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不变,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简而言之,除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案件外,“两金”不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判赔范围,但调解、和解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主要考虑:

 其一,根据法律、法理以及我国的法文化传统,对附带民事诉讼不应适用与单纯民事诉讼相同的标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而根据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对民事侵权行为,还可判令被告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由此可见,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纯民事诉讼存在明显不同;依据法律规定,对二者不能适用相同赔偿标准。立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纯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作出不同规定,是与两类不同诉讼的性质和我国的法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单纯民事案件,责令被告人作出相应赔偿,是对被害方进行抚慰、救济的唯一手段,故有理由要求被告人承担相应更重的赔偿责任;由于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往往也有意愿、有能力作出相应赔偿。而附带民事诉讼则不同,被告人不仅要在民事方面承担赔偿责任,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判决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既是对犯罪的惩处、重新犯罪的预防,也是对被害方抚慰、救济的主要方式。以故意杀人案件为例,如判处被告人死刑,实已让其“以命抵命”,显然不应再要求其作出与单纯民事案件相同的精神损害赔偿,否则势必存在双重处罚的问题。传统上“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观念、做法,正是根源于此。 其二,应当深刻认识我国国情与其他国家存在的重大差异。有观点提出,在一些发达国家,因犯罪行为引发的赔偿和单纯民事赔偿适用的是同一标准。在这些国家,被告人也大多无力赔偿,也存在“空判”问题。因此,我国没有理由“特殊”。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认识其他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权威方面与我国存在的巨大差异:在发达国家,由于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开展早、力度大,被害方往往无需寄望被告人作出赔偿,国家会给予其生活救济;由于能得到国家的救济,即使形成“空判”,也不会引发缠讼闹访问题。而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判决得不到执行就会引发申诉、上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其三,按单纯民事案件的经济赔偿标准判赔导致“空判”现象突出,严重影响案件的裁判效果。如依照民事案件的赔偿标准判赔,则意味着,对命案,被害人是城镇居民的,仅死亡赔偿金一项,多则高达上百万;是农村居民的,一般也要赔七八十万元。而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绝大多数经济状况差、赔偿能力弱,有的被执行死刑或者其他刑罚后,更无法承担如此高额的赔偿责任,相关判决往往成为“法律白条”。据调研,凡套用民事标准判赔的,赔偿到位率都极低。 其四,赔偿标准过高,实际极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矛盾化解。表面上看,设定高额赔偿标准似乎对被害人有利,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刑事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很低,甚至没有,而被害方的期待、“要价”又过高,远远超过被告人的承受能力,导致不少案件中原本愿意代赔的被告人亲属索性不再代赔,结果导致被害方反而得不到任何赔偿,“人财两空”。严重犯罪中这种情况尤为普遍。赔偿数额虚高,还导致附带民事调解和矛盾化解的工作难度大大增加。套用单纯民事案件的赔偿标准确定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常常使被害方对巨额赔偿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额赔偿,就认为其没有悔罪诚意和表现,以致民事调解工作、矛盾化解工作根本无法开展。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法发〔2016〕16号),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金额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从实践调研的情况看,国家给予司法救助金额一般在几万元左右。如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也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两者相差悬殊,显然救助工作也无法发挥实际作用。 其五,对《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应当正确理解。《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有观点据此认为,对附带民事诉讼应适用与单纯民事诉讼相同的赔偿标准。经研究认为,对该条规定应当准确理解,应当将该条规定和《民法典》第十一条规定结合起来分析。《民法典》第十一条规定:“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吸收了原《侵权责任法》第五条“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并作了扩充)犯罪是严重的、特殊的侵权行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专门规定这种侵权行为的基本法。显然,处理犯罪行为的赔偿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当适用主要规定民事侵权的侵权责任法规定。 其六,《2012年解释》施行八年多来,有关规定在促进附带民事诉讼达成调解、保障被害方获得实际赔偿等方面发挥了良好效果。此次征求意见过程中,绝大多数意见建议维持原来的解释规定。 根据《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同时结合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实际,司法适用中应当注意:(1)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切实加大调解工作力度。在不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前提下,赔偿范围和数额不受限制。应当尽可能通过调解,使被害方获得实际赔偿。(2)如调解不成,通过判决结案,则应当充分考虑刑事案件被告人多为没有正常收入的无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赔偿能力很低的实际,实事求是地仅就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作出判决。对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除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的以外,原则上不应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3)对因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要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4)对符合条件的被害方,可以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给予相应国家救助。3.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处理规则 根据《2012年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优先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如果作出判决,则应当“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即除因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外,不应判赔“两金”。 但是,如前所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将“两金”规定为物质损失,故《2012年解释》的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在适用中存在一定的混乱。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3期“尹瑞军诉颜礼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的裁判摘要提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身体伤害,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另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的,关于残疾赔偿金是否属于物质损失范畴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残疾的,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必然受到影响,导致劳动能力下降,造成生活成本增加,进而相应减少物质收入,故残疾赔偿金应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应予赔偿。”鉴此,为统一法律适用,《解释》第二百条作出适当调整,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本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判决。”据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优先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如果作出判决,则应当“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即除因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外,不应判赔“两金”。 征求意见过程中,有意见提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的,在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判赔的范围和标准是否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的问题,与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相关联,情况复杂,涉及面广,各方面认识仍不一致,建议再作研究。经进一步认真研究,综合考虑司法实践情况,本条维持了上述规定。主要考虑: 其一,对被害人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理应适用与附带民事诉讼相同的判赔范围与标准。否则,势必会导致同样行为不同处理的问题,既有违类案类判的基本法理,也会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架空,影响该制度重要功能的发挥。 其二,对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适用不同的判赔范围和标准,表面上看似乎对被害人等有利,实际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刑事部分审结,被告人被送交执行刑罚,甚至执行死刑,就根本不可能再对被害人等作出赔偿,其亲友也不可能代赔。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便利案件处理的基本考虑,不应当将“两金”纳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判赔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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