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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印文化活动终止, 赵斌//巴赫金“双重时间”与中国早期现代小说 的 “未

作者:   来源:  热度:9  时间:2021-04-05






巴赫金“双重时间”与中国早期现代小说的“未完成性”赵 斌巴赫金“人在历史中成长”理论包含着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这一“双重时间”,而巴赫金“双重时间”在小说叙事
巴赫金“双重时间”与中国早期现代小说的“未完成性”

赵 斌

巴赫金“人在历史中成长”理论包含着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这一“双重时间”,而巴赫金“双重时间”在小说叙事中只有达到完美融合才能构造出巴赫金“圆融性成长小说”。按照巴赫金“双重时间”理论,中国早期现代小说里很难找到完美贴合的例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理论资源的借鉴。巴赫金的时间理论注重探索时间嬗变的现代性奥秘,即个人时间意识随人类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个人随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成长,这与古代的自然时间观或循环时间观截然不同。

巴赫金“双重时间”理论勾勒出人与历史完美融合的现代图景,有其理论偏执处。深入到晚清社会,西方工业文明以“船坚炮利”的方式强行进入中国历史,晚清社会在半殖民的屈辱中被动地进行现代转型。在此种情况下,“人的每一活动都在明显改变着社会生活”,“时间开始成为一根重要标尺,担当起衡量人的价值创造和社会生活变化程度的重任”,因此,“历史时间的生成,是时间在小说中真正出场并获得应有地位和实质性意义的决定性因素。”[2]这是现代性时间的意义。

然而,现代性时间想从传统的循环时间中突围,并不是水到渠成的。按照巴赫金现实主义成长小说“双重时间”理论,沿着“历史时间”这条线索考察“匆忙而多变”的中国早期现代小说,会发现:个人成长时间无法逃离他所处的时代,“人的成长”也只能“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才能实现,其“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3]但是,中国早期现代小说往往只停留在单一的时间层面上,或无视个人时间,或无视历史时间,时间走进了封闭的“铁屋子”里。但是,中国早期现代小说这种“欲说还休”的成长言说却真实再现了那个动荡的历史时代,也不失丰富性,早期现代小说也能够部分地达成“成长小说”的叙事效果:“一方面使得‘个人性’与‘历史’通过主人公的成长达成了既对抗又共生的结构关系,另一方面更让‘成长史’成为社会变革史或者说‘历史大事年表’的文学注解。”[4]

按照巴赫金“双重时间”理论,中国早期现代小说的历史叙述很脆弱,没有韧劲,浅尝辄止,主要是其现代“历史时间”叙述的“未完成性”是显而易见的。其问题的症结在于找不到历史时间的方向及叙事动力,因为,历史不是想象出来的,现实与任何完美的历史叙述理论之间都有缝隙,而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尽力贴近历史。陈晓明说:“把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看成是一个现代性的必然过程,看成是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所选择的必然道路,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既看到历史的合理性,也看到历史的偏激……”这样,“理解历史,不是判断历史或设定历史,而是去探究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这样究竟意味着什么。”[5]带着这种求实的历史态度,依据巴赫金“双重时间”理论(主要梳理出“历史时间”这条线索)来考察清末、民初、五四三个阶段小说的时间叙事特征,进而梳理出中国早期现代小说“未完成性”的种种复杂原因,以还原早期现代小说“未完成性”背后的历史图景。

一、清末:乌托邦的历史时间

清末小说主要有谴责小说、“乌托邦”小说两种类别,分别以《官场现形记》与《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谴责小说与乌托邦小说具有相反的时间指向:谴责小说批判过去与现在;乌托邦小说想象未来。把两种小说综合起来,会形成这样的认知:“基于对当下时弊的不满,才有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对美好未来的乌托邦想象,恰恰构成了对当下时弊的批判”,但是,“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使得小说难以找到叙述历史发展‘必然’的现代形式。”[6]也就是说,按照巴赫金“双重时间”理论,无论是谴责小说还是乌托邦小说,都不能为清末提供一个“必然”的历史叙述,其“未完成性”是显而易见的。

没有历史的民族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历史的人民也会“被挤出历史舞台”。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迅速地发展了一部线性的、进化的中国史,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世界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与共和革命的反满政治共同制造出一个纯粹由汉族构成的民族群体的理念。”[7]即使在这样的进化时间的影响下,清末的谴责小说和乌托邦小说都无法构造出巴赫金“圆融性成长小说”。具体言之,谴责小说是无历史时间(循环的历史时间)书写,乌托邦小说是虚幻的历史时间书写,都很难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

//(一)谴责小说:无历史时间(循环的历史时间)//

早在1893年,梁启超在一封信中说道:“中国人士寡闻浅见……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8]这个“暗室”应该算是鲁迅“铁屋子”的滥觞,此词印证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很难有获得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叙述的动力。

谴责小说是鲁迅给出的界定。鲁迅说:“谴责小说之出特盛……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9]谴责小说家创作小说的动机、过程及结果出现了“背离”,他们开始确有“改革”之意、“富强”之目的,但政府“不足与图治”,又加之写作“以合时人嗜好”的市场需求,以致于谴责小说成了只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的社会“怪现状”,没有指出历史出路,巴赫金的“双重时间”在谴责小说的呈现显得很突兀,或者说,小说中的现代“历史时间”很难展开、延伸。

很显然,谴责小说“开不出药方”,它是“社会小说”(“social novel”)的一种,“谴责小说虽然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丑陋,却仅止于‘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小说’。”[10]社会小说“强调社会状况和经济条件对人物和事件的影响,也时常具体地表现含蓄的,或是明确的对社会改革的论述。”[11]谴责小说立足于社会场景式呈现,对社会历史的变迁描述不多。但是,“要使我们对生命体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过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的那种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纵向的时间抽象。”[12]谴责小说是“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没有对历史的“纵向的时间抽象”,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几乎是静止的。

谴责小说家似乎“开不出药方”,而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在探寻历史的出路。吴趼人评价李伯元“恶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为《官场现形记》,慨夫社会之同流合污不知进化也,撰为《中国现在记》,及《文明小史》《活地狱》等书。”[13]李伯元有通过改造官场改变历史的意图。这与容闳不谋而合,容闳说:“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然而,处在动荡的转型的历史时刻,人们即使有改变民族国家现状的思想,由于思想还是守旧的,“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14]如小说《文明小史》的开头:

   诸公试想:太阳未出,何以晓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晓得他就要下?……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文明小史》)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伯元把社会文明的演变比拟为日出日落、阴晴圆缺,李氏还是传统的循环时间叙述,不能创生出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在李伯元的谴责小说中,“那种具有现代救赎意义上的历史时间意识尚未确立,因为人们对未来会如何尚无定见,对于未来,人们多是如李伯元所言‘大雨要下、太阳要出’而已,带有某种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色彩。”[15]晚清一代小说家有改革的念头,但保守思想不知不觉会占领思想的高地。因为,现实不能为“进步”提供足够的动力,又“由于社会条件和思想的局限,只能从朴素的正义感出发给封建礼教一点讽刺罢了。”[16]谴责小说家不能完成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叙述。

谴责小说设置了旧官场和新学堂这两个空间意象,其目的是着眼于民族国家的进步。民族国家是清末小说的历史主体,他们怀着“官场”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把官场与学堂看成是历史的绊脚石。那么根源是什么呢?是人心。按照儒家的传统思想审视官场和学堂,民族国家衰败的症结是人的道德堕落。而事实并非如此。袁进说:“尽管他(李伯元)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官场腐败的憎恨,却未能展示出腐败的官场如何扭曲人性,‘异化’了‘人’,未能从人生的意义上去深入发掘官场腐败的更深层内涵。”[17]足见晚清谴责小说家对现代“历史时间”的认识还很守旧。

谴责小说中的官场是人性堕落的“动物世界”。在《官场现形记》中的官场是一群道德堕落的人组成的牛鬼蛇神俱全的“动物世界”(第六十回),与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头所呈现的“蛀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第二回)的“动物世界”相呼应。那么,如何把“动物世界”变成“人国”?谴责小说家一腔情愿地认为:官场中的官员如果能够改造好,民族国家就有希望。如,《文明小史》第五回批注有这种暗示:“柳知府存了一个丢官的念头,忽然大胆起来,倘人人能如此大彻大悟,则世界上的好官,将不可胜数矣。”[18]可见,他们受时代的局限,很难发掘出现代“历史时间”的能动性,自然也无法完成巴赫金“双重时间”叙述。具有进步性的曾朴也是如此,“曾朴曾受到19世纪欧洲史观的影响,视历史为一种充满变化和斗争的直线进化过程。当个人被卷入这种汹涌澎湃的历史流变中,他(她)的命运必须由历史决定。任何人,无论好坏,都不能置身事外,兴衰成败的标准亦因此有了改变。”[19]小说《孽海花》的雄心是铺衍出中国“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试图通过描述中国救亡图存的演进历史来为将来的历史进步寻找出路,后来证明是徒劳的。“曾朴的革命性进化史观很奇怪地受到一种非进化性的,甚至是轮回性的,报应观念的限制。”[20]为什么?首先,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谴责小说家没有晚清政治小说家那种严肃的历史态度,他们的小说“可以看作社会资料”[21],却很少有成熟的历史思考。其次,谴责小说家都是旧式文人,生存的压力、报刊市场的驱动会消解他们那点有限的历史进步性。作为中国第一批“下海”的旧式文人,给《新小说》、《绣像小说》、《世界繁华报》、《游戏报》等商业性浓厚的刊物撰稿就是一种“金钱的游戏的消遣的”人生态度,他们不可避免落入“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22]的媚俗世界。如果说,“吴敬梓把小说当儒林笑话写,吴趼人、李伯元把小说当官场、社会笑话写不过瘾,而且真的让书中人一再讲起官场、社会的笑话来。”[23]人如其文,娱乐的游戏的人生态度怎能完成现代“历史时间”叙述?

相对于谴责小说中旧官场意象,后来的新学堂意象多少有点历史进步性,但是,惯于批判官场的晚清谴责小说家即使怀有“教育救国”的进步思想,他们在书写、反映教育改革的历史现状时依然以谴责为主调。如,吴蒙的小说《学究新谈》以谴责的笔调批判新学堂的混乱不堪,对“新学”中的众生相及各种投机行为不遗余力予以暴露,对维新改革下的鱼龙混杂的“怪现状”予以披露。以致于,“教育界的故态与时代需求极不适应,除少数留学生和开明人士外,多数教职员思想保守,知识陈旧,言行迂腐,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觉悟和求知。”[24]小说家虽有匡救的历史理想,却被小说家谴责的思想所遮掩。正如小说中所写:“你道这还算的个学堂吗?……有些教员学生和自己不对,便设法开除了……几个学问好些的,相率去了,柔软的人要捧牢这个饭碗,只得将顺他、恭维他,一个学堂弄得像官场一般。”[25]这种“不新不旧,不中不西,青黄不接”的历史现状是“过渡时代之悲哀”,人“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徒彷徨于过渡之时期中而已。”[26]可见,颇有新意的学堂小说也不能完成巴赫金的“双重时间”叙述。

//(二)乌托邦的历史时间//

相对于谴责小说家对历史的消极态度,乌托邦小说家却是积极的。谴责小说家看不到历史的未来,只关注各种陈旧不堪的“怪现状”,乌托邦小说家却畅想美好的未来,似乎看到了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的动力。

清末乌托邦小说是政治小说的主要类型。乌托邦小说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面对未来这一时间维度时,它是最能给人以安慰的。”[27]乌托邦小说是缝合想象和现实之间裂缝的一种补偿工具。而更为关键的是,“以往人类社会对于灾难是有所准备的,即有着从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稳定信仰……传统上的稳定信仰就是宗教”,但随着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再具有指示力量,乌托邦便取替了宗教。[28]贝尔的话是有道理的。乌托邦小说为突破传统的循环时间找到一个方向,它也尽力发掘了时间的巨大潜能,因此,乌托邦小说成了晚清小说家的“宗教”。但是,“当晚清作家迫不及待地铭刻他们对未来的欲望及理想时,他们预先‘消费’或‘消耗’了未来。当那神秘的天启时刻提早降临,当那缈远的不可知成为想像的必然,晚清小说家把未来变成了一种乡愁。他们的预言作品不是迎向,而是回到未来。果如此,这些作品纵然肯定线性史观,却暗暗散播着天道循环论,也就可以理解了。”[29]一句话,乌托邦不能完成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叙事,它不能迎向未来。

乌托邦小说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梁启超率先发现了巴赫金“历史时间”,但如何进入历史,他还是有些无所适从。梁启超认为,要改变历史困境,要首先认识历史。在梁启超看来,历史叙述是从低级向高级开始的。由此,梁启超按照历史进化的思想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但是,民族国家的未来成了转瞬即逝的浮云,小说“失去的不单是前进式的叙述,还有使未来可以理解、可以达到的历史性时间。”[30]乌托邦小说家把解决历史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历史的彼岸时间。《月球殖民地》、《乌托邦游记》、《新石头记》等乌托邦小说“设计理想国度、假托世外桃源”,再“借来‘未来完成式’的叙述法,得以自未来角度倒叙今后应可发生的种种。”[31]如,《新石头记》前半部分借贾宝玉的经历来反映晚清陈旧的的历史现状,后半部分描绘作者理想的历史蓝图”,从而显示出历史突变的可能性。但是,如何填补“现在”与“未来”之间的那段历史鸿沟,成了问题的关键,这是乌托邦小说很难超越的。王德威认为: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第五回突然中止,留下了一个叙事结构的空当……未被写出的不单是前进式的‘叙述’时间,还有未来可以理解、可以达到的‘历史’时间。”梁启超对未来充满期盼,早早预定了历史发展的愿景。但遥远的未来不但不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还可能掏空历史存在的基础。因为,“他有关未来的观点,只不过是‘昔日’或现时情怀的重现而已……他的作品并未真正地发现一个新的未来,而是中国传统时间、历史观的复辟……甚至新发现的直线进行式时间,也可能只是套在传统时间巡回圈上的障眼法。”[32]总而言之,梁启超对民族国家的设想尚缺乏足够的现实资源,这种乌托邦时间不是真正的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

乌托邦小说是晚清小说家对新历史的一种集体性想象,具有面向历史未来的前瞻性,因而“对处于重大历史拐点、被未知和不确定谜团包围着的中国人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33]而大部分小说时间上的“未完成性”,“表现出作者的对晚清步态停滞的焦虑感和中国被掉落宇宙中心的失落感,而叙事上的多重声音的复调形式更是作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又一种表达。”[34]可见,乌托邦历史时间很难完成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叙述。

二、民初:虚无的“革命”历史时间

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的退出,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为谴责小说的退场提供了客观条件,因为,小说所痛骂的满清官场不复存在了;而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也补偿了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想象,把国人从虚无缥缈的历史时间中拉回。

但是,民初小说家并没有找到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叙述的动力,反而大失所望。康德指出,一场革命也许能够“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决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因为,“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35]一直以来,国人们习惯于按照历史进化论来思考民族国家的出路,也一致认为,改革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残酷的历史现实让他们迷失历史之中……以致于:“近年来更觉风发云涌,文化所被,渐渐由南而北,虽荒僻所在,囿于一隅,有几个丑陋之夫,野蛮成性,他们也窥探得其中奥妙,知道不改头换面,不足以逃天演而竞生存。”[36]甚至,有人认为,“老实说,现在社会上恐怕还是需要旧有的皇帝,辫子与缠足,并不需要共和与新文化。”[37]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复古、复辟浪潮反反复复、层出不穷。就连“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痴心妄想,可能袁世凯也看到了这是“民意所在”,后来,袁世凯死了,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比登天还难!”[38]由此可见,革命驱动历史前进的神话毁灭了,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也销声匿迹了。

所以,民初革命小说往往演绎革命神话破灭的主题。如,在冯天真的小说《悔教夫婿觅封侯》中,小说主人公支持其丈夫赴武昌参加革命,当丈夫为民国牺牲时,妻子却十分后悔。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到,民初小说对革命有着明显的不信任。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革命的第二天”的这个历史现象很有预见,他说:“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39]处在“革命的第二天”的民初小说家对民族国家的未来忧虑比清末小说家更迫切,清末小说家还有乌托邦可以想象,民初小说家的现代“历史时间”叙述的出路都被堵死了。

刘纳在研究民初小说时,对“革命的第二天”的历史困境有体悟,刘纳说:“置身于时代风云的激荡变幻中,亲历了历史所演出的仿佛命定的悲喜剧,这一代人所领受的人生的空茫感、飘忽感和悲凉感,很可能引发出对生存意义的诘问。”[40]民初小说的革命叙事往往是消极的。如,《伤心人语》中的一个为革命鞠躬尽瘁的志士,看到革命后的历史惨景,他感觉革命后的“人心不善终难大同”,“这种世界,就是不陆沉,天地间何曾有一日清明……日日想,实在终久是个空。”[41]革命并不能驱动历史的发展。小说《白杨衰草鬼烦冤》也写了家国“革命惨史”,小说突出一个“惨”字。因为,陈家两个儿子积极投身革命却是一场空。小说以“枕亚曰”作结束:“革命革命,一次二次,成效安在?徒断送小民无数生命。”[42]对革命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与之相似,小说《花开花落》的结尾也写道:“共和之魂,亦似昙花一现。”[43]历史就如“花开花落”,时间的循环而已,循环时间是传统时间,与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南辕北辙。

然而,胡适对辛亥革命颇多赞誉,他认为,辛亥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但它可以作为新的历史起点,因为,那个阻碍历史进步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44]这种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中的清醒定位,确实是空谷足音。与此相反,梁启超认为,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45]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大部分对辛亥革命都有一个从积极到消极的认识过程。鲁迅在革命时积极“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动革命情绪等。”[46]他积极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带领师生组织演说队,宣传革命,甚至,让师生携带木棍、大刀上街演讲。鲁迅筹办《越铎日报》,写《出世辞》,“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47]然而,结果却是“满眼是白旗……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48]革命后的民国仍然是旧的,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还很难被完整书写。

三、五四:迷失的历史时间

五四、民初小说家思考历史的起点都是辛亥革命。五四也是“革命后的第二天”,五四、民初同属这个历史背景。辛亥革命“为一些人所期盼,然而真正的难题不在于革命本身,而是‘革命后的第二天’,革命固然在于摧毁旧秩序,但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秩序,实现state building(政治建国)。假如‘破’了之后,‘立’不起来,无法实现国家的认同与秩序的整合,那么,革命之后未必是光明,反而是更沉重的黑暗。”[49]现实确实如此,五四、民初时期都是“革命后的第二天”,处在“破”和“立”之间的两难处境,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还不明朗。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小说家们措手不及,都产生了一种幻灭感,感觉历史的入口被堵死了。但是,民初、五四两代小说家对历史书写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民初小说家处在一个自由、多元的文化语境,小说家可以选择远离历史,回到世俗言情中去麻醉自己;有政治思想的小说家在共和乱象中控诉革命,表达对政治失望,也从个体情感反思革命。五四小说家与民初小说家历史起点相同,但历史语境却大不同。汪晖认为,“五四文化转向”“不仅是从器物、制度的变革方向向前延伸的进步观念,而且更是再造新文明的‘觉悟’”,并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共和危机及俄国革命的背景是“五四”文化转向的主要动因。[50]汪晖用了“觉悟”这个关键词,而没有用“觉醒”,非常巧妙。“觉悟”显然比“觉醒”更具历史能动性,更能够展现五四知识分子探索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的努力。

五四小说家的历史“觉悟”(启蒙理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从民初小说“控诉革命”到五四小说理性分析革命是一种历史进步,如,《药》、《阿Q正传》、《将过去》等小说;二、五四小说把民初小说中的象征历史堕落“言情”等世俗之事转化成“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等“个性解放”的正能量,以此反传统,推动历史的进步,如,《伤逝》、《海滨故人》等小说。

但是,五四的“人性解放”能够高扬人的改革精神,同时,也容易走向反面,一旦改革受挫,就会颓废起来,会远离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轨道。1917年,杜亚泉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战后之人类生活,必大起变化,已无疑义,改革时代,实近在眉睫之前。”[51]这与“革命的第二天”理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因为,“革命的第二天”预示着一场精神危机,“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那么,如何化解这种“革命的第二天”的精神危机,“文化领域就被赋予变革先导的功能。”[52]也许是旁观者清,五四小说家对革命的理解要深入得多,但是,清醒的五四一代也没有能够找到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的出路。夏志清说:“现实与乌托邦式的未来之间的鸿沟,不是梁启超或任何小说家所能跨越的。”[53]受时代的局限,梁启超无法解决中国未来发展问题,五四小说家同样很迷茫。陈独秀失落地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54]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必定不同于民初知识分子,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历史的自信。一直对进化论都很感兴趣的鲁迅也在寻找一条通向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的道路,鲁迅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55]正是“革命”的不断发生,历史的车轮才能够不停地向前推进。鲁迅相信革命真理,正因为如此,他才反反复复在《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药》、《风波》等小说中反思辛亥革命。在小说中,革命的影响像水的波纹一样转瞬即逝(如小说《风波》),在农村等下层人心中并没有多少时间留存,这种革命历史不可能把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也不可能改变农村等下层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杜赞奇说: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承认历史的当代性,视历史学为谱系学。把历史视为谱系学要求我们不仅从历史的横断面看其‘适当的散失’,而且把历史看成是我们目前的位置向过去的纵向投射。”[56]这是比较新颖的看法。鲁迅的“向后看”,回到“过去”,然后才能够“向前看”,展望“未来”,历史犹如水管中的水缓缓流淌,当水流停滞不前,可能是后方的管道出问题了,必须要做好疏通工作。

鲁迅考察的结果是:“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彻底改造人的价值观的革命……辛亥革命原本为民族自尊、个人自立提供了一个发展机会,但是正由于民众心理中的劣根性,才使得广大民众没能把握好这个机会。”[57]如,小说《风波》描写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临河土场”。辛亥革命降临了,这个闭塞的乡村却无动于衷,仅仅是剪掉了七斤的辫子。“皇帝坐了龙庭”也只是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其它一切照旧,很难有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的迹象。小说《阿Q正传》和《药》也都是这一主题的表达。

五四小说家对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的考察是透彻的,是“清醒的一代”,但五四小说家“‘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这是对于‘将来如何’一问题的一种态度——或者也可以说躲避正面答复的一种态度。”[58]这是很实在的评价。1951年,冯雪峰也根据新的历史标准认为,小说《论阿Q正传》“对于农民群众的革命性和革命力量,在前期是有些估计不足的,并且有过某种程度的悲观和怀疑。”[59]这与毛泽东1939年对鲁迅的评价基本一致,毛泽东认为,“鲁迅表现农民看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而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60]可见,处在不同历史阶段对革命历史的思考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五四文学,不再象辛亥革命时期文学那样自觉、有力地为实际的政治斗争摇旗呐喊。代替着辛亥革命时期文学的强烈的政治兴趣的,是五四文学的浓郁的哲学兴趣。”[61]这是一种对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的顿悟,也是一种对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的躲避,更是民族国家无望之下的人生思考。

这种哲学思考为如何化解人的精神危机找到另一条历史路径——回到人自身。具体地说,五四时期“普遍渴望埋葬旧的东西,但又不知道将要诞生的新东西是什么,即使在观念上明白,但究竟未能化为代表历史方向的真人真事的现实存在。”[62]其实,民初小说已经开始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体情感及命运的审视。这一点对于五四时期人的思想启蒙是有益的,并且,在民初言情小说中,反封建专制已经有所表现,只不过没有五四激进罢了。五四小说家的高明在于,几乎完全把传统的一切看成是阻碍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必须清除干净,与民初小说中主人公困窘于自由结婚与遵从孝道的两难处境截然不同,五四小说主人公已经“离家出走”,向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进发。如果把《玉梨魂》与《伤逝》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五四小说家有“化腐朽为力量”的现代转化手段。民初小说家沉迷与情感、欲望的温柔乡里,书写哀怨与堕落,五四小说家却把情感、欲望作为反抗陈旧历史的力量。如,《旅途》[63]、《沉沦》、《海滨故人》等小说。张闻天的小说《旅途》写了青年知识分子钧凯与蕴青、安娜、玛格莱之间的恋爱来反映五四退潮时期的苦闷、仿徨、奋发的成长历程,这与民初小说的“恋爱”书写有很大区别。郁达夫《沉沦》等小说书写性变态、同性恋等畸形的情感和欲望都具有现代个性解放的色彩,表达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表诉人无法进入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的焦虑。

其实,无论是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理性分析,还是小说家们对民初言情小说的“情感”与“欲望”的现代转化,都表诉了“人”迷失在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之外。五四小说中没有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的存在感。1925年,鲁迅说:处在人生的“岐〔歧〕路”,“我不哭也不返,先在岐〔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但是不问路,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64]可见,鲁迅对五四末期的无历史存在的感受是很深刻的。另外,五四知识分子也往往用“社会”这个词虚指历史的去处。1917年,陶履恭敏锐地感觉到,“社会”一词已经成为“近来最时髦之口头禅”。[65]处在转型时期的五四知识分子最迫切的历史任务是“造社会”,他们“觉得当时中国除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外,还有比这两者更为迫切的社会问题。”[66]但,这个“社会”在哪里?小说《海滨故人》的主人公很彷徨。蔚然说:我“事事都感到无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觉无所着落,好像黑夜中,独驾扁舟,漂泊于四无涯际……彷徨到底点了呵!”[67]人物只能够在历史之外彷徨。正如茅盾所评价的:“几乎全是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里徘徊,或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68]这与激情澎湃的五四先觉者形象不太一样。实际上,五四先觉者有“一体两面”,他们的积极思想、消极思想一直相互纠缠着。

在我们看来,五四先觉者的消极思想还突出些,因为无法进入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中去,消极彷徨,才生发出很多“天问”。五四小说有很多“天问”。庐隐说:“世上既是找不出究竟来,人间又有什么真的价值呢?”[69]冰心的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的主人公彬君满脑子问题。如:“为什么有我?”“我为什么活着?”“人”彻底迷失了。这难道仅仅思考个人问题吗?显然不是。“在‘五四’人的心灵深处,更大的命题仍然不是‘个人’而是民族”[70],而是如何进入巴赫金现代“历史时间”中。但是,如何进入呢?他们只是作为“问题”在思考着、彷徨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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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斌,中山大学文学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与江西师范大学博士后,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等省、部级项目4项。在《明清小说研究》《江淮论坛》《东岳论丛》《云南社会科学》等国内重要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篇。出版专著《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1部。获得江西省第十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第四届“衡阳市文学艺术奖”等。

一般叙述学研究

编辑:贺玉   

  审核:王委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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