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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热度:6  时间:2021-03-30






山东大学学报原文刊发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作者:傅才武,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星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山东大学学报

原文刊发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作者:傅才武,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星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摘要

 2020年深圳建市40周年,“深圳叙事”业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过40年的发展积聚,深圳科技、经济和文化领域开始从“主体跟跑”位置转向“主体并跑”位置,文化创新作为时代命题被摆到了深圳的面前。作为世界最大的移民城市之一,深圳的文化创新源于市场经济和移民社会等多重推力。深圳对于时间货币化和效率的追求,不仅为深圳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赋予了深圳“技术+文化”的创新内涵和数字文化产业结构特征;而且突破了传统社会的财富观念和农业社会生活节奏,形成了深圳文化创新的初始起点。在国家赶超型现代化模式的压力下,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者”的角色将会被进一步强化。“探路者”具有对发展方向和预期目标的强烈需求,这就要求深圳从技术支撑文化创新的技术价值模式转向文化创新引领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模式,以人文价值来规范和引领技术创新的方向,用人文社会科学来解决深圳人的身份建构问题,并为深圳的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城市发展愿景建立起共识目标。

【关键词】

两种文化;文化创新;技术创新;

文化战略;深圳;跟进—引领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样本,深圳40年来的发展无疑是学界最为关注的重点案例。其中,关于深圳如何在所谓“文化沙漠”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的问题,一直为学界所瞩目。傅才武于2011年撰写《区域趋同环境下如何建构城市特色文化发展战略优势?——以“后特区时代”的深圳为例》一文,专门讨论政策扁平化条件下的深圳如何建立文化竞争优势。李凤亮提出了深圳“创新城市”的本质特征,认为深圳40年高速发展主要依靠创新,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多元创新推动各领域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先行示范”也是“创新示范”。李小甘从深圳经验出发,认为文化自信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持久力量,他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以‘文化创新发展2020’为总抓手,加快构建‘五大体系’,努力打造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他同时提出,通过市场渠道,深圳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可以为“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深圳经验,体现出深圳在推进国家战略中的文化自觉。

前40年的深圳,其技术创新过程大体经历了从“专注于‘E’(Engineering工程),逐渐转入‘T’(Technology科技),再进入‘S’(Science科学)”的渐进过程,这即是深圳的创新模式。李凤亮通过对深圳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发展历程的近距离观察,总结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5种类型,一定程度上是对深圳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特征的理论总结。向勇将国家的文化政策模式分为五种类型,即基于文化创富的演进型政策模式、基于市场引导的竞争型政策模式、基于文化保护的干预型政策模式、基于政府引领的中间型政策模式以及基于法律保障的约束型政策模式,这一分析框架同样适应于深圳。

王京生和李小甘等人对深圳文化的独特性有着深刻的体认,认为深圳文化始终承担着探路者的角色,在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深圳实践为国家战略提供试验与校正。王京生直面深圳文化积淀薄弱、移民城市的特征,力图通过建立“文化流动理论”框架来解释深圳文化建设的本质。李小甘力图在与全国其他城市的比较中归纳出深圳文化创新的比较优势,借助于科技和产业的优势让深圳超越渐进积累阶段,建立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适配的文化创新系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征、深圳城市文化特色和‘深圳学派’风格”,并为“深圳学派”的筹建提供合理性。毛少莹则梳理了“深圳精神”的成长历程,借助文化统计方法梳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杀出一条血路”过程中关键时间段、历史事件,涉入深圳人的城市认同领域。

针对拥有数百万农民工和城市移民的深圳人口结构,王为理等学者已经意识到传统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难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问题,他们以深圳为观察基地,探讨了移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独特道路,并提出了改变传统公共供给方式的制度设计。“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需求相匹配问题。”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锋的文化建设成就及其背后的原因。但深圳建市40周年,业已成为世界新兴城市发展的示范,对深圳文化建设的总结已不能满足于前40年深圳经验的总结归纳,而是要深入到深圳文化创新体系的功能结构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重新定位进入“并跑位置”后的深圳在后40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城市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本文拟就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深圳是文化战略导向型城市

世界范围内,由于发展的初始条件不同,拥有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愿景的城市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类型,并形成“路径锁定”,影响城市未来发展的轨迹。

(一)两种城市类型与两种城市文化政策模型

从时间上看,城市文化资源可大致分为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资源两大方面。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历史文化积淀为历史人文景观、一定人群的生活习惯、共同的心理特征、精神气质。现代文化资源是指精神观念资源、公共文化资源、艺术资源和现代媒体、舆论资源。其中,公共文化资源主要指为市民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机构,以及政府对其的投入,如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基层文化馆站网络、社区文化设施等;艺术资源主要指一个城市所拥有的文艺机构、院团、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等的种类、数量、从业人员以及所能生产的文化产品的丰富程度;现代媒体和舆论资源是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短信等新媒介”。

基于文化资源的分类,可以将世界范围内主要城市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文化名城,如北京、西安、罗马、纽约、莫斯科、伦敦、耶路撒冷等,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城市文化记忆,拥有独特的文化遗存,还拥有历史街区、传统建筑、城市广场等文化记忆空间载体;另一类是新兴城市,如迪拜、深圳和洛杉矶等,城市发展历史较短,有移民城市性质,汇聚了众多新兴产业,主要拥有现代文化资源。

两种城市类型,导致了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路径的差异。对于诸如北京、西安、伦敦这类历史文化名城来说,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初始环境和“城市底色”,也往往是城市文化性格和旅游形象的核心内涵。城市文化遗产借助于城市主题文化展示系统的城市规划控制,形成城市文化战略和政策的源头和最初路径。对于诸如深圳、迪拜等新兴城市,则与之相反,主要通过现代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展逆向进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进而塑造城市经济文化形态和城市整体样貌。综观世界主要城市,两种性质的城市分别设定了各自的文化战略定位和文化政策路径。

1.历史路径导向型传统城市——“守夜人政策模式”。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战略和发展规划必须遵循城市的文化脉络和城市空间的文脉肌理,需要满足凝聚特色主题文化和主题形象以形成比较优势的城市规划要求,因此城市文化战略和政策的设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的布局,都必须要遵循历史文脉和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固有结构,以此为“红线”进行规划和政策创新。

例如,古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就充分阐述了政府作为“守夜人”的政策模式。2020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2035年)》的批复,确立了首都功能核心区未来30年的发展规划蓝图。“批复”提出,北京老城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是北京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全国文化中心最重要的载体和根基。其中,特别规定“老城不能再拆”,坚持“保”字当头,精心保护好这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欧洲城市借助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确立了以文化经营城市的文化策略。“文化政策被用作创新和优雅、老练和世界主义的象征而使用。” 各种各样的艺术节、文化节、时尚表演、体育赛事和其他文化项目,都被城市政策制定者用作支持国际化的项目,以此增强大都市的形象和城市的吸引力。

在批评者看来,这些欧洲城市使用文化政策来应对经济转型的“社会痛苦”,是一种“狂欢似的面具”,有利于政客借此隐瞒社会的不公平、两极分化以及阶层间的冲突。但在乐观者看来,地方政策制定者挖掘出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潜力,使得城市的经济更加现代化和丰富多样,城市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是“社会黏合剂”,有利于“团结新移民,鼓励社会融合并塑造新的公民认同”。

这种文化政策体现为一种先验型的政策模式,具有“路径锁定”的性质,一般难以进行“大破大立”式的创新。政府在其中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守护人和文化建设的执行者,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管理者”(守夜人)的职能,因此将这一模式称之为“守夜人政策模型”。

2.目标主导型创新城市——“工程师政策模型”。在一些新兴城市,由于较少的历史路径依赖,可以按照特定的理念和战略目标设计城市的文化政策,建构城市(或者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体系,在政策模式上体现为基于城市发展愿景的理性自觉,在形式上表现为“工程师式”的设计和建设方案。

深圳从1980年代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国际化的创新型城市,期间经历了几代深圳人坚持不懈的文化战略设计和政策建构。例如,作为对1980年代“文化沙漠”的回应,深圳人“勒紧裤带”,兴建了科学馆、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电视台、深圳大学、体育馆、新闻中心等“八大文化设施”,初步确立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城市协同发展战略。2003年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文化立市”战略,先后出台了《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07-2020)》《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若干规定》《关于扶持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及《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等一系列规划、政策和专项文件。2011年10月开始,市财政每年安排5亿元扶持资金,用于支持文化创意企业及项目。这一系列的文化产业政策设计,以及与之配套的深圳“文化立市”战略的推进,深刻表现出深圳文化战略设计的力量。

深圳作为新兴城市,其文化政策体系符合“工程师政策模式”特征:一是具有时序清晰的政策演进脉络;二是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的政策设计;三是建立了超越历史文化资源“路径依赖”的文化战略目标和行动策略,体现出一种在文化战略目标引导下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定力”。“文化建设是在精神领域搞建设,与盖大楼、修高速公路不一样,不是三年五年能见效的,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大的飞跃。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名篇、文化大家大师,都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淀和接力推进中问世和诞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出现的。如果政治制度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那么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正是由于持续性的政府文化政策供给,深圳文化创新系统才得以逐步形成,并对深圳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深圳经历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创新战略定型”的探索过程

20世纪 80年代深圳的文化建设,主要基于一种深圳人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相对于其他文化的“自知之明”,即明白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冯天瑜先生认为,作为人类创作物的文化,人的文化自省能力是达到文化自觉的关键,“文化自觉”是与他文化进行比较而获得的对自身文化特质的认知:“文化自觉建立在对自己文化和外来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文化自觉还必须反复、多次进行,古代的文化自觉不能代替近代的文化自觉,更不能代替当代的文化自觉,而且这种历程尚无止境。

40年来深圳从所谓的“文化沙漠”逐步迈向“文化绿洲”,同样经历了由文化自省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创新的三级递进过程。1980-2000年第一阶段为“文化自省”阶段,是以建立深圳人的地域身份即城市认同为主,体现为以特定的文化政策主导基础文化设施的建设;2000-2014年第二阶段为“文化自觉”阶段,以文化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主,探索新兴城市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独特道路,主要体现为以文化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政策创新试验。“深圳的文化自觉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体现了不役于物的主体意识,体现了自我体认、自我发展的深刻觉悟,体现了对自满、保守和停滞的警惕,从而使自身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发展的潜力。”2015年至今第三阶段为文化创新阶段,重在构建以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为引领的城市文化生态,形成以文化运营城市的战略框架。这三个阶段总体体现为从凝聚城市认同,到文化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再到构造城市文化创新生态的渐次演进过程,代表了新兴城市一种普遍性的发展道路。

二、深圳文化创新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深圳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大城市,主要在于其文化创新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与历史城市的路径依赖色彩不同的先锋型文化内质,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智慧型文化形态,与产业融汇的力量型文化品质,以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嵌套的一体化文化生态系统。

(一)先锋型文化内质

1.摆脱了计划体制束缚的新型市场观念。2010年8月,在纪念深圳建市三十周年之际,深圳市评选出“深圳十大观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

一方面,这些新观念通过对深圳实践的总结,凝练成城市的核心价值观,让深圳拥有了城市内在的精神品格,让深圳拥有了自我身份建构的坐标。另一方面,这些新观念代表了与市场经济制度和工业文明、信息文化发展要求相匹配的精神和文化力量,以一种“对照示范”的方式,让中国在几十年计划体制下板结凝滞的前工业文明观念显示出价值缺陷,从而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深圳经验示范的双重作用下,计划体制首先在制度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松动,深圳承担了国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示范。

在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初创时期,深圳许多勇闯禁区的改革探索都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一种以实用主义、工具理性、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乃至拜金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快速形成。”  总体而言,推动深圳文化创新最深层力量,来源于市场经济,存在于市场经济理性中所蕴含的创富激情。“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口号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钱观和价值观,构成了深圳精神的逻辑起点。对于理论界,这一口号不过是人们价值取向上的观念共识,但对于市场和产业界,这一口号既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同时也作为职业,作为谋生手段,作为荣誉标识,作为被销售的商品,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进入到物质生产领域,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

先锋型文化内质,表现为突破旧模式、旧框框的艰难努力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尽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几经拆除,又几经竖起,直到1984年,这一口号被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争议才得以告一段落。这一事件体现出深圳人为摆脱计划体制观念束缚而坚持的勇气。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始终肩负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正是有了这样的民族和国家使命加持,深圳的文化探索具有了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意义,肩负着思想解放和文化探路先锋的历史责任。

在这些新观念的培育下,深圳城市顽强地从传统社会结构生长出“文化新质”。毛少莹总结为:“作为整体的深圳人普遍表现出:乐于接受新生活经验,随时准备迎接社会变革;思想开放,尊重不同意见;讲信用、契约精神强;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创业意识和个人效能感;更强的计划性;与国际惯例接轨;重视专门技术;敢于挑战传统,乐于创新;乐于结交新朋友;接受新生活方式;乐于参与社会组织或活动等。即著名现代化问题研究学者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一书所概括的人的现代化的若干特征。无疑,这是深圳与内地别的城市相比最大的文化差异,也是深圳最重要的文化成就。”

2.基于移民城市特质的理论创新的力量。深圳学界特别注重理论总结和创新,将建市以来移民城市文化实践的经验,进行系统化和结构化,形成了理论的力量,体现了深圳学人的理论自觉。

王京生直面深圳文化积淀薄弱、移民城市特征,建立“文化流动”理论框架阐述深圳文化建设道路的特殊性,为建设“深圳学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石和重要突破口。“文化流动”从理论上回答了深圳等这样一个没有悠久历史的移民城市,能不能建设文化高地这一理论问题。深圳社科院原院长彭立勋认为,在全球化流动的大背景下,文化积淀论已经不能解释城市文化发展的规律:“为什么一些曾经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很深厚的地方到了今天却成了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文化发展积淀相对落后的城市和地区却在文化发展上相对居上?”他认为推动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的原因,与其说主要在于文化积淀和文化存量,不如说在于文化流动和文化增量。“(‘文化流动’理论)这种观点很新颖,提供了观察文化发展的新视角,是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动力的一种重新认识。这一理论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辩证的。”“文化流动”的理论表述,本身就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个文化积淀薄弱的城市如何实现文化快速发展的问题。

于平教授评价为,“文化流动性”宣示了两个基本定理:其一,流动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其二,文化流动过程就是文化创新创造的过程。“文化流动”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相比于“文化积淀”理论,“文化流动”理论立足于“人是文化的载体”这一基本判断,为作为全球较大移民城市的深圳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框架。正如人们普遍误认为1776年建国的美国相比于欧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事实上移民美国的新教徒带到新大陆的仍然是欧洲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一样。人是文化的载体,流动的移民正是文化的载体。这一现象表明,深圳正在努力寻找一条“具有深圳特色和风格的学术研究方法,充分挖掘、展示具有全球视野、中国气派、深圳特色、时代精神的思想理论体系”,以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基于深圳经验的理论逻辑。

3.市场观念和理论创新之上的行动策略。没有创新观念,就不可能有创新性行动;但仅仅停留在创新观念层面,而没有转变为全社会共识和行动实践,观念和理论仍然不能产生实际的生产力,不能形成物质力量。由观念创新和新理论凝聚而成的创新性制度和政策,就成为推动深圳发展的关键。在从创新观念上升到全社会共识行动的这一过程中,深圳市政府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者和领航人的作用,推动了深圳先锋文化的最终形成。如深圳市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观念,转变为创新创业的激励政策。2004年,深圳发布《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2006年,出台《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同时深圳把创新上升到法律层面,制定了全国首部改革创新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2008年,深圳推出《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2008-2015)》;2014年,获批成为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与市场观念相对应的是探索市场体制建设的共同行动。在建市之初,深圳以市场为导向的“破冰式改革之履”包括一系列首创:1987年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才明确“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建立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最先采用工程招标的办法;最早开始职工住宅商品化改革;最早由企业创办银行。深圳的改革“尖兵”作用,充分体现出在计划体制的总体结构中撑开一种局域性的市场体制结构——这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核心文化内涵。

这些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理性,既为深圳和全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感,又赋予了深圳人和全国人民冲破“左倾”思想禁锢的初始动力。此外, 深圳的基建招标制、劳动用工合同制等制度也输出全国。这些领域的创新,樊纲总结为价格闯关、劳动用工制度转轨、市场决定分配、土地使用制度“突宪”、建立外汇市场、国企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与非国有主体合作、建立证券市场、争取特区立法权、财政计划单列等。这些全国首创,突破了当时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保守观念,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先锋力量”。

(二)智慧型文化形态

“文化+科技”的独特发展路径,构建了深圳智慧型文化形态。正是得到了科技市场的强大支持,深圳的文化资源快速顺利地实现了资本化,使文化创意的潜在市场价值转换成现实的文化生产力。

2017年,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2万件,占全国的43%;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13%,业已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深圳科技研发人员在企业工作的有29.4万人,占94.8%。其中,科技研发人员平均年龄为32.3岁,35岁及以下的专业技术人才占45.5%。深圳累计建成创新载体1761家,其中国家级110家,覆盖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从E(Engineering工程)、T(Technology科技)再到S(Science科学)就是深圳模式,这是一座城市不断向源头技术进发、不断提高自身创新力的表现。”有数据统计,美国硅谷的企业成长为独角兽所花的时间平均不到6年,而深圳只需要不到3年时间。一些技术领域深圳已经与世界发达国家“并跑”。

例如,深圳腾讯集团,业务覆盖社交、网络游戏、动漫、媒体和云服务等多个领域,年收入超过2000亿元。其微信和WeChat的月活跃用户数达到10亿人次,成为从深圳走向世界的全球互联网企业巨头。2018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621.77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0%,高出全国5.8%,形成了巨大的产业规模,接近于世界文化名城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深圳借助“文化+设计”嵌入世界文化创意网络,构建了深圳的智慧型城市特征。深圳作为中国首个“设计之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创意城市网络,与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城市和国际设计理事会等互联互通,借助于“文化+设计”与工业制造、广告、服装、家具、珠宝、装饰等产业部门以及动漫、游戏等新兴行业的协同发展,赋予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以创意设计价值,引领深圳的制造业、旅游业等传统产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促成 “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转型发展,也赋予了整个深圳以智慧文化形态。

(三)力量型文化品质

深圳文化的力量品质,首先来源于“杀出一条血路来”“敢为天下先”的国家使命感中的内在张力。这种国家使命感使深圳文化自带“拓荒探路、敢为人先,不计利害、挺身入局”的勇气,赋予了深圳社会“一往无前、锐不可当”的青春型、力量型精神气质。

1.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市场载体力量。深圳华为集团、腾讯集团等7家“世界500强”企业,迈瑞、大疆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已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行业龙头。也拥有华强、华侨城、雅昌等文化领军企业,40多家文化上市企业,3000多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万家中小微文化企业。这些企业借助于5G、微信和抖音等大众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汇集新闻信息、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文化资源,汇成信息传播的整体性生态系统,带动社交新媒体迅速发展,成为大众文化消费产品,形成了巨大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

2.“渠道+文化”的传播扩散力量。深圳文化借力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全球通达,构建了全球性文化市场渠道。相对于内陆城市文化产业生产和营销模式,深圳全球性市场的形成,使之拥有了巨大的传播影响力和市场力量。近20年来,深圳紧紧依托文博会,带动深圳文化企业领跑全国,走向世界,让深圳的大批文化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例如,在文博会作用下,深圳雅昌由传统的印刷公司演变成文化产业领域的龙头公司;文博会的“文化+旅游”,让华侨城集团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主题公园运营商;“文化+科技”让华强文化科技集团成长为中国版的迪斯尼。深圳文博会以其整合全国和全球文化产业资源的优势,赋予深圳文化发展以巨大的创新动能(参见表1)。

表1 历届深圳文博会主要数据统计 单位:亿元,个

资料来源:李小甘主编《深圳文化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3.“文化+金融”赋予深圳文化以杠杆力量。以深圳证券市场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为基础的深圳资本市场,为文化企业和文化创意产品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金融”融合平台。更为特殊的是,文化产权交易所推出的“文化四板”为小微企业提供了专业化服务平台。同时,拥有金融牌照的平安集团和招商局集团,以及持有互联网金融全牌照的平安集团和腾讯集团,又建构了文化金融全产业链运营平台。深圳资本市场、金融控股集团和互联网金融企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一起,建构了“文化+金融”的完整生态系统,让文化资源和文化资产的价值,得以在文化金融全产业链平台上不断积累和转化,使深圳文化产业生态圈拥有了其他城市不曾拥有的“金融(以及科技)支持文化、文化运营城市”的强大力量。

(四)以市场为核心的嵌套型文化生态系统

经过40年的探索,深圳文化创新的战略、政策和行动,逐步结构化成一个初级的创新型文化生态系统。

这一生态系统,借助于文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逐步建立起“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渠道”的政策支撑系统,发挥“市场配置”+“政府调节”两个作用,推进科技与文化实现多领域跨界融合,形成深圳特色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此基础上,政府、公共文化机构、文化企业和居民群体等共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实施文明城市建设,强化城市认同,强化城市品牌形象,强化城市的价值创新、价值分享、价值传播和价值认同,形成了深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物质文化建设与精神文化建设相协同的一体化文化生态系统。这一独特文化生态系统,以文化市场为核心,以文化产业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两翼,文化建设与城市价值创新、价值分享、价值传播相融合,形成了深圳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文化根基(如图1)。“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历史、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创意、设计、构思等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支点,品牌、形象、信誉等文化形态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

图1 基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上的深圳文化创新体系结构

三、深圳文化创新试验的模式价值

建市40年来,深圳从基础文化建设起步,逐步成长为文化创新特征鲜明、文化建设与城市建设协同发展的城市精神文化系统,这不仅仅是文化战略引领和文化政策设计的结果,更是国家愿景与社会愿景、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合奏”的结果,有其深刻的逻辑。

(一)唯有“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逻辑,能够建构城市文化创新的“底盘”

深圳文化创新体系的形成和演进,靠的是市场经济理性。“深圳文化一直走在努力积累、沉淀、探索的路上,靠的不是大师、不是沉淀、不是资源,而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市场和人的活力与创新。”经验证明,深圳十大观念之一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而不是在政治环境中)才能得到实践,并借助于市场机制,转化为城市的创新创业激情。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指出,深圳营商环境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深圳每千人注册市场主体、新增市场主体数,均为全国第一,此即是源于市场经济理性支撑的文化力量。

深圳文化创新的动力,来源于不断成熟的文化市场所支撑的不断壮大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位于文化创新体系的核心。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育以及城市年轻移民群体的消费需求相契合,在奠定深圳文化创新的物质基础的同时,还建构了市场的务实创新观念。文化产业优势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为深圳精神、城市品格和城市形象提供了内在驱动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相融合,成为深圳文化创新的“密码”(表2、图2)。

表2 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

单位:亿元

图2 2011-2018年深圳文化产业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根据《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8)整理。

推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正是千千万万追求财富和梦想所汇成的巨大力量。市场体制所内置的经济理性,顺应了经历了长期压制之后人们渴求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民心天性。深圳文化创新系统的发展,只有在中国改革转型这一历史背景下才能获得科学的解释。

建市40年来,深圳经验的理论贡献,是通过实践验证了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和信息文明转变的必由之路。正如约翰·霍金斯所说:“人人都有创意,创意需要自由,自由需要市场。” 正是市场体制的成长和完善,成就了文化创造的持续发生;正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为深圳的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协调运行提供了基础条件。而要保证这种体制的有效运转和持续发展,探索建立与市场体制相配套的制度文化环境又成为基本前提,因此,持续的文化创新以保证市场经济体制的良好运行,成为深圳40年改革经验贡献给世人的重要启示。

一定意义上,深圳文化根植于深圳市场经济行为之中,是借助于市场的渠道释放出来的人的力量,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深圳改革开放经验,最成功之处是对“人的解放”——通过开拓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释放出人的理性力量——通过市场体制及其配套制度,充分肯定了人们对于财富的合理欲求,突破了农耕时期形成的长期存在于中国人传统价值体系中的传统财富观(财产观),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发展动力。

王家范先生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的认识》一文中,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财富观念对于现代化的阻碍。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产权观念模糊,“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才可以被理解”。“农业产权的模糊和富有弹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产权的‘国有’性质,植根于政治强制度化与产权非制度化的体制环境,通过政治的、经济的一系列策略,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得无处不在,根深蒂固。长期被看作‘私有’形态的土地产权,细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它在收益权和处置权两方面都不独立、不完全,不论是自耕农还是地主私有土地,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系统‘主权就是最高产权’观念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控制,处于‘国有’的笼罩下,朝不虑夕,私有制极不充分、极不纯粹。直至明清,三种权力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没有纯粹的、能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私有制。总之,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如此,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才可以被理解。”从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这一意义上说,深圳的发展史,既是一部人性的回归史,也是一部社会文化心理的开放史。

深圳文化创新的最重要基因不是来自本地和传统,而是来自经济特区的定位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场”。经济特区定位强烈的经济取向影响着深圳城市文化的发育和成长。经济特区将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要素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动能,形成深圳力量型文化特质。移民社会与经济特区两种基因的汇流,也使深圳城市文化深陷在时间的货币化和对速度或效率的崇拜之中。但深圳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探索建立了正确对待财富以及善待财富创造者的全新价值观念,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深圳市场理性的独特性,市场机制一直是深圳文化发展背后的强大动力机制。

(二)深圳文化创新战略,建构了城市创新型文化性格与形象的正循环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城市文化性格的内核是城市的文化气质,包括在城市居民共同体倾向性态度和稳定的行为方式中;其外在形态即为城市的文化形象,包含在城市居民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行为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中。城市文化性格的形成,既要受到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地理空间直接的影响和制约,又要受到城市经济结构和城市共同体发展愿景的间接影响;同时,城市文化性格在与城市经济结构的互动过程中渐进演变,一方面适应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城市经济结构。在城市共同愿景的作用下,城市的经济结构、文化性格与城市形象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图3)。

图3 城市初始条件与城市文化性格、文化形象之关系模型

40年来深圳文化创新战略的持续推进,塑造了深圳的创新型文化性格。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事件上都留下了深圳的足迹,这构成了深圳先锋性文化性格的重要历史来源。移民城市较少受来源地传统的家庭、社会和机制的束缚, 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忧患、革新、求异、竞争、先锋、开放、多元、宽容等创新文化要素,在深圳这座新兴移民城市聚集,让深圳焕发出强大的创造性。有学者认为,建市40年,深圳“还积累了大量‘看不见’的文化资本。如:‘改革开放第一城’的独特形象;以‘深圳精神’为代表的观念优势;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朝气蓬勃、青春时尚的城市特色等。”深圳的文化形象,正是以市场为动力机制,以观念文化创新和技术文化创新相融合为基本形态,以改革开放为符号和象征系统的创新型文化。

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包含了“改革”和“开放”两个层面的内涵。“改革”体现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开放”则体现为对外开放,向世界开放。对深圳来说,开放则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其代表国家对外进行国际交流;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对内开放,即对内以特区市场经济的实践示范,带动全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展开与创新发展。这种“深圳经验”通过文学、艺术、戏剧和传媒系统的加工,上升为深圳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由深圳带头试验成功,深圳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这种观念逐渐成为深圳城市形象的典型特征。

(三)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深圳故事”,具有“国家立场,深圳实践”的叙事力量

“国家立场,深圳实践”的贡献在于,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提供了深圳样本。如何确立经济体制下文化建设的战略和政策路径,中国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照。深圳的文化创新实践,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操作者提供了基本的方向感(参见图4)。

深圳文化创新系统从文化体制创新起步,一开始就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战略相呼应。1989年,深圳市借第四次行政体制改革之机,率先制定了新的文化体制改革方案,成立深圳市文化委员会,将“小文化”管理改为“大文化”管理,在全国较早地建立起集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三位一体的“大文化”管理架构,实行小政府、大社会运作,对后来的大部制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深圳一直处于“改革尖兵”的行列。2001年,深圳成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承担了“中央统筹推动、深圳配合改革试验”的任务。2003年中办和国办转发《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正式确定上海、深圳等省市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

2001年9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要求深圳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进行超前探索,11月,深圳决定成立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牵头起草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2003年起草《深圳市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上报中央并获原则同意。随后,深圳在文化体制改革领域先后出台了《深圳市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条例》等文件,推出了“文化投融资体制”、设立“深圳文博会”等政策措施,同时降低文化市场准入门槛,市级文化行政审批事项从102项精简到11项,着力解决政府的“越位”和“错位”问题,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004年前后,深圳以“一团一策”方案推动深圳歌舞团转企改制,由事业单位转制为文化企业;深圳粤剧团实行股份制改造,由事业单位法人转变为股份制企业;深圳交响乐团则保留事业单位身份,但在人事制度、投融资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全国艺术院团转企改制到2012年才基本完成);深圳图书馆等单位探索实行理事会制度;2002年成立深圳报业集团,2004年成立深圳广电集团和深圳发行集团,随后探索建立以三大文化集团为对象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模式。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经验,2009、2011和2012年深圳连续三次被中央授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称号。

图4 深圳在地试验与国家文化强国目标的呼应

“国家立场,深圳实践”作为深圳的文化自觉,体现在深圳文化建设的实践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保持着一致性。以深圳全民阅读为例,自2000年起深圳就开展了以读书月为载体的全民阅读活动,业已经坚持了20年。为实现“全民阅读”这一目标,深圳市通过《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实施“全民阅读”支撑系统;推进落实“一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建设规划,对原特区外书城在培育期内每年给予500万元专项补贴,市政府总投资20亿元,同时由出版发行集团再出20亿元,在全市每个区建设书城;健全市级中心馆、区级总馆、街道分馆和社区图书馆四级网络体系,大力实施数字图书馆工程等,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全覆盖。2013年10月深圳再次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全民阅读”已经成为深圳一个重要的文化标识和城市符号。

深圳“全民阅读”作为一种实践模式的价值贡献在于,“全民阅读”与国家文化建设、城市建设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既将“全民阅读”作为“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文化构成”,作为深圳提升文化素养、推动创新发展的基本措施;又作为“新时代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重要措施,“作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的重要手段与基础工程”,“肩负起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新使命。”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以及它所附带的价值观系统塑造着我们的信念、决定和行为,同样是塑造其城市形态的基本力量。

深圳城市文化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保持着目标和政策上的一致性,并以在地试验,来阐述并反馈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科学性或者局限,形成了“国家战略—深圳实践”的良性互动。其他还有诸如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圳行动”。“深圳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成立企业‘走出去’联盟,搭建海外投资风险保障服务平台,建设对外合作园区,已在38个沿线国家布局137项目,涉及金额逾420亿美元,与52个沿线城市结为国际友城和友好交流城市。”深圳为此策划制作了大型新闻纪录片《共赢海上丝路》,以“走出去”的深圳企业为蓝本,讲述深圳企业在海上丝路沿线20多个国家拓展打拼的故事,有抽象的理念,也有具体的叙事,更蕴含着普通人有血有肉的人生历程,努力为“中国式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深圳经验。

四、建设完善21世纪“并跑城市”的文化创新生态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未来的深圳要建成“先行示范区”,进一步明确了“探路者”的定位。从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到2019年定位“先行示范区”,这既是对深圳前40年发展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后40年深圳的更高期许,即2025年、2035年和21世纪中叶三个时段,国家为深圳设立了“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三步战略目标,高远宏阔,催人奋进。

(一)推进两种文化融合,以优化深圳创新的整体生态

可以预期的是,后40年深圳与前40年的深圳相比,将面临完全不同的国内文化经济环境和国际竞争环境。前40年的深圳,在技术创新领域已经逐步从“跟跑”进入到主体“并跑”、部分“领跑”的状态。

“并跑”企业的首要需求,就是整个企业的方向感,这在华为等领军企业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面对大流量、低延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开始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累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如果不能扛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坚持创新,迟早会被颠覆。”

迈克尔·波特1990年提出生产要素导向、资本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分期理论,四个阶段的循环构成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周期或者发展周期。其中,创新驱动是指技术突破作为生产的主要驱动力;财富驱动是指人的全面发展追求,对文学艺术、体育保健、休闲娱乐等生活享受的追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深圳在建市前40年间,完成了西方工业化200多年的发展历程,是一种被压缩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中既有要素驱动、资本驱动,也有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但主要呈现的是一种以金融和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过程。

后40年的深圳与前40年深圳不同的是,由科技创新推动文化创新的格局,将不得不转向人文文化创新引领科技创新的格局,即进入到“财富(文化)驱动”发展新阶段,深圳必须重建有利于人文文化创新、有利于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相融合的整体生态。早在1959 年, 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斯诺在剑桥大学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提出,自20世纪30年代起,“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正被割裂为相互隔离的文化“两极”,这种状况将对运用技术以缓解世上问题的前景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也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在破除对科技的盲目崇拜的同时,必须要促成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人文文化必须要给科技一个准确的人文定位。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科学家群体具有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设想。当科学主要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也即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存亡时,如果两种文化不能或不去进行交流,那就十分危险。因为“科学家在一种割裂的文化中提供某些只属于他们的潜在性知识”,必须要用承载“我们的良心和善良愿望”的人文文化去进行规范:“到2070年,只要科学还在进行,将有比现在多得多、也深刻得多的自然界的协调。这就是文化,它不能不表明时间之前的方向。它同自己的过去有着有机的、消除不了的联系。用伯斯汀的话说,‘在科学中,对过去的洞察融合于现在之中,正如我们祖先的遗传物质整合于我们躯体的组织构造之中。’”

(二)要警惕身份角色内在冲突导致认同模糊陷阱

身份认同是一种基于“自我”和“他人”区分基础上,社会成员或者群体通过对“自我”特征的确证,来明确自身的特征和群体性归属的认知过程。身份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是一种被他人和自我共同建构出来的符号标识系统,由个体或者群体与其他个体或者群体互动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并非人或群体内生的因素,因而是可以被同化和改变的一种柔性的价值认知和自我定位。但因为身份认同对于个人和群体都具有价值驱动作用,能够直接和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身份认同被认为是一个城市共同体的力量与信心的源泉。

40年来,深圳一直在努力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深圳的身份认同——城市(地域)认同意味着我们是否认为自己与其他城市居民组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将这一共同体看作是“我们的”,我们隶属于“我们”,并以地域范畴和符号联系的方式,将个体与“我们”绑在了一起,而不是与其他城市(如祖籍地)的人绑定在一起。尽管城市内部存在分歧,但在对外关系上“我们”彼此关照、共同提携以实现城市目标并要继续生活在共同的城市空间。

“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价值观,符合深圳移民城市的特征。深圳也一直努力建构与中国改革开放相关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保存与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相关的集体记忆,在城市居民共同体中建立起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话语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但这一过程难以一蹴而就。在深圳的后40年,如果前40年塑造改革开放先锋的身份认同的努力没有取得进展,深圳也将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前40年深圳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理性是深圳后40年得以继续发展的基础。但对于具有超越性的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愿景来说,市场经济理性,也因其自带的功利主义价值缺陷,对于文化认同和城市身份建设具有“遮蔽”作用。

例如,作为移民城市深圳,经济对文化的深刻影响生动体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之中。“速度和效率”本身既是市场经济理性的表征,是城市经济成长和日常生活中物质进步的首要条件,也是城市文化繁荣的基础。正如约翰·汤林森所言:“所有复杂的文化批判、知识分子的异议、对于生活步调加速的焦虑‘都无法抹减以下事实:世界一再地选择了速度时间’。”但是,“时间就是金钱”体现市场经济理性的同时,也体现出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运作原则,是“金钱至上,物质第一”的价值表达。在前40年的深圳奋进时代,这种价值观挟带着功能主义的巨大力量,构成了深圳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但作为深圳移民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导向,物质社会与科技景观、物质崇拜与技术崇拜互动融合,时间的货币化、对速度与效率的追求遮蔽了深圳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使一直在努力建构深圳人的身份认同的目标不易达成,“深圳人”的概念缺乏自认,深圳人的身份认同还没有真正形成。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深圳仍在真诚呼唤“来了就是深圳人”。但深圳由于缺乏由亲缘、友谊、工作、休闲、出生、居住及其他关系形式所构成的、稳定的社群和网络,主要由经济共同体维系着的文化共同体就具有天然的经济依附性和脆弱性。在年轻的移民社会,深圳移民处于自我身份被现代性消解、旧身份不断分裂、新身份却难以辨认的状态。特别是经济对文化的压倒性影响深入移民社会, 对财富、速度、效率的追求达到崇拜地步,深圳本土文化在强大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面前,其在地性和特色化就显得十分微弱,深圳城市的身份认同还处在形成过程之中,仍须持续数十年的久久之功。

(三)积极打造“深圳学派”,引领深圳后40年的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之所以能够找准自己的目标与定位,建立了坚定和明确的方向感,既得益于计划体制的价值坐标,也得益于与邻居香港为“镜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强烈对比,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比较之中所形成的发展目标,为深圳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改革发展方向。但一旦深圳由“跟跑”角色开始转向与香港及世界性大城市“并跑”的角色,深圳就必须自我定位,这对于深圳就提出了怎么定位、凭什么来定位的紧迫要求——深圳文化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反转,不再是技术创新引领文化创新的格局,而是文化创新引领技术创新的格局。

目前深圳的人文社会科学土壤仍不足以支撑文化创新引领技术创新的重任。在21世纪国际环境剧变、中国急需深圳作为探路者的战略要求下,需要大力发展深圳的人文文化,努力推动“深圳学派”的成长。

后40年的深圳,需要本着“全球视野、时代精神、民族立场、深圳表达”的宗旨目标,特别是要借助当前“新文科”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推动“深圳学派”建设。诸如实施“深圳学派”学术成果出版计划,加强市社科院、深圳大学等公共智库建设,发展特色学科,扶持新兴和交叉学科,填补人文学科空白,推动学术创新。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带头人培养工程,设立首席研究员制度,尤其要重视人文社科学者的扶持。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性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成时期的主要人物——如摩西、穆罕默德、孔子这样的人的性格。”一个民族是如此,一个学派的建设同样是如此。

建市40年的深圳取得了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回顾历史不仅只是为了荣耀,更多的是为未来指示方向。一度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并没有因为缺乏历史积淀而自卑,而是在与其他城市的比较中找到了创新型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并在40年来进行了不懈的追求——“文化创新2020”的目标与实现。对于进入“主体并跑”的后40年深圳来说,以文化创新引领城市的发展方向必是今后40年的发展重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有的国家甚至提出,要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都应当维系于这个轴心而展开。过去,我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支撑来强调。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对人类发展来说,文化可能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

进入新时代,深圳承担了更高的使命:“回顾历史,作为文化积淀较为薄弱的年轻城市,过去40年来深圳文化发展实施的主要是一种‘追赶’战略。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面对‘示范’的新使命,深圳文化无疑需要‘超越’与‘引领’的眼光和努力。这既意味着继承,更意味着创新。”这是一位对深圳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学者的中允和深刻之论。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该刊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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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音乐学院计划今年内启动首批招生啦!点击图片了解“新十大文化设施”

(▲中标方案效果图)

深圳音乐学院

深圳音乐学院选址深圳国际大学园内龙岗体育中心地块,占地7.38万平方米,紧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根据计划,该项目计划于2021年开始招生,办学初期(到2022年)在校生人数约97人,到2030年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约1000人。过渡校区选址在原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过渡校区,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

该学院立足深圳,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对音乐艺术类高端人才的需求,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成功经验,借鉴境内外一流院校先进的办学理念,目标将学院建设成为国际化、创新型、世界一流的音乐艺术高等院校。

学院专业范围广,力求为每一个渴望在艺术方面深造的学生提供合适的方向。其中,本科将开设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舞蹈表演等专业,研究生项目将在上述专业基础上增设音乐科技、艺术管理、音乐治疗和音乐社会学等专业。

(▲中标方案效果图)

回顾:连续奋战90天深圳音乐学院属于深圳市、区2020年重点项目2020年初,龙城街道接到“军令状”

以党建引领,街道主要领导科学部署

采取“先整备、后统筹”的模式

连续奋战90天

推动项目拆除工作顺利完成

2020年4月17日

龙城街道与相关居民小组签订土地征转协议。

2020年4月30日

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及市土地储备中心龙岗分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完成土地入库工作。

2020年5月25日

龙城街道组织拆除单位克服暴雨影响,抢时间、进设备、做围档,3天时间完成拆除前期准备工作。

2020年5月29日

顺利启动深圳音乐学院项目(构)筑物拆除工作。

集体土地征转签约仪式

深圳音乐学院的建成意味着深圳国际大学园将再添一名“新成员”该学院是龙岗建设深圳特色学院打造文化艺术教育高地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国际大学园高等教育功能的重要项目 (▲中标方案效果图)

展望:四大类项目进展顺利

龙城街道作为

龙岗区政治、文化和商贸中心

辖区重点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项目的

征拆工作和进展情况

一直备受市民关注

据了解,龙城街道2021年第一季度

开展的重点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项目的

征拆工作包含四大类17项内容

其中利益统筹类3个轨道交通类6个

学校文体类3个城市更新类5个

四大类项目梳理

一、利益统筹类

●嶂背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嶂背片区已出让产业用地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龙红格社区红旗、龙口、龙二利益统筹项目

二、轨道交通类

地铁16号线项目

●地铁16号线共建管廊综合井9项目

●如意路南延段项目

●协力路项目

●机荷高速改扩建项目

●惠盐高速(立体层)项目

三、学校文体类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项目

●龙飞学校二期项目

●爱联社区综合文体中心项目

四、城市更新类

黄阁坑工业区南片区片区一更新项目

黄阁坑工业区升级改造更新项目(一期)

回龙埔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三期)

爱联A区改造更新项目(二、三期)

爱联旧村改造更新单元北片区项目

据悉,目前各大类项目整体进展顺利

如有最新进展

龙城君也将及时告诉各位小伙伴

看完后,记得点个赞哦

资料来源:深圳晚报、深圳新闻网、龙城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整理编辑:文明龙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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