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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臬是什么意思, 数字零售:新零售的掘墓人

作者:   来源:  热度:25  时间:2021-02-27






作者|孟永辉来源|辉常观察▼新零售终于有了一点新气象——以数字零售为代表的新概念开始出现。从表面上看,数字零售是新零售的再进化,因为它将新零售这个原本很抽象的概

作者|孟永辉

来源|辉常观察

新零售终于有了一点新气象——以数字零售为代表的新概念开始出现。从表面上看,数字零售是新零售的再进化,因为它将新零售这个原本很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了。实质上,数字零售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宣告了新零售的告一段落。可能有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所谓的数字零售应该划归到新零售范畴,数字零售是新零售的再发展,而不是新零售的结束。

然而,如果我们看看新零售的发展路径就会发现,新零售的发展始终都与流量相伴,始终都与资本齐飞。而流量和资本则是驱动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两架马车”,当新零售由它们来驱动的时候,可想而知,它们会把新零售引向何方。反观数字零售呢?虽然我们依然可以在它的身上看到流量和资本的影子,但是,流量和资本早已不是驱动它的根本动能,对于零售本身的赋能和改造,才是驱动它的发展的原始动能。

这其实是一种发展重心的转移。对于早期的新零售行业来讲,玩家们是围着流量和资本转的,他们并不会关注新零售究竟带来多少改变,只要资本和流量买账即可。对于数字零售来讲,玩家们是围着行业本身转的,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对行业改变了多少,创造了多少价值,最后,他们创造的这些价值在市场上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响。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新零售与数字零售的根本区别。说白了,新零售还是一个属于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而数字零售则是一个新技术时代的产物。可能又有人跳出来表示不赞同了,因为新零售的概念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试图斩断与互联网之间的所有联系,并且将新零售看成是电商的掘墓人。说归说,做归做,虽然人们口头上是说新零售与电商之间势同水火,但是,却始终都没有割裂新零售与电商之间的联系,甚至电商还一度为新零售输血。

这不能怪那些为新零售摇旗呐喊的人,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电商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并且看到了新零售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的新技术、新模式等诸多的“新”元素都没有成熟,再加上电商的发展尚且如日中天,所以,仅仅只能把新零售当成是一个方向,而无法找到突破口,于是,不得不进行一些新零售早期的相关布局。

阿里、腾讯、京东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同样如此。在这些布局当中,有些与场景布局相关,比如,阿里、腾讯、京东与线下的大型商超之间的合作;有些与生态布局相关,比如,阿里、腾讯、京东与物流企业之间的合作;有些与业态布局相关,比如阿里的盒马鲜生、京东的无人餐厅等等。

尽管这些有关新零售的布局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的确确与互联网时代的体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依然无法否认的是这些布局依然是建立在以互联网技术为底层架构的基础之上的。说到底,新零售早期的发展依然还是没有摆脱互联网的束缚,所谓的创新仅仅只是局限在模式上的创新,而缺少真正意义上落地和应用上的创新。

正是由于早期新零售行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这种陈旧、传统的基础设施之上,所以,虽然很多的布局起点很高,但是,如果底层的基础设施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就算是起点再高,最终还是会泯然众人矣。这是新零售后来之所以会越来越无法被人们关注的根本原因所在。

早期新零售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无论是电商还是新零售,无论是我们的模式再新,无论是我们的资源再雄厚,只要无法从底层的技术上取得突破口,到最后依然会跳不出传统的发展怪圈,最后不得不退场。

只有真正从底层的技术着手,通过新技术的“骨骼”支撑起新零售的“躯体”,才能真正让新零售变“新”。数字零售,便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诞生的。

同早期新零售依然对互联网技术有非常强烈的依赖不同,当数字零售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逐渐成熟和落地,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开始被应用到新零售相关的领域里。以新技术在新零售领域里的落地和应用为突破口,数字零售时代开始出现。

同新零售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深度联系不同,数字零售是一个建筑于新技术之上的全新存在。它的所有的驱动力和呈现方式都是以新技术的方式来展现出来的。无论是基于大户大数据技术对于生产和设计流程的指导,还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生产元素的替代,数字零售都与新零售之间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因此,与其将数字零售看成是新零售的进化,不如把数字零售看成是一个与新零售完全不同的物种。

这其实是对开头我们提出的“数字零售的出现,宣告了新零售告一段落”的观点的证明,更是对那些一直都没有搞清楚新零售与数字零售之间关系的人的一种回击。真正将数字零售看成是一个与新零售完全不同的物种,并且将数字零售有时下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的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才是确保它可以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告别互联网技术的牵绊,以新技术为视角来看待数字零售,我们才可以找到真正决定它的未来发展的关键点。

数字零售不是做平台,而是搞“基础设施”。在互联网技术的视野之下,新零售的商业模式依然是做平台的。说白了,就是电商时代的中心化的大型平台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做新零售而已,从本质上来看,新零售时代其实依然是在做平台的。这是早期我们看到诸多的新零售玩家通过渠道下沉、流量下沉等手段不断布局的根本原因所在,说到底,新零售依然是一个以平台为主打的时代。

从本质上来看,新零售的这种发展模式是与它的底层技术依然是互联网技术所决定的。在互联网技术的引导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大型电商平台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型的新零售平台。以流量为代表的一系列的资源更加深度且全面地集中在了这些大型的平台上面,说到底,新零售依然是在做平台。

数字零售则不同。这是与数字零售的底层技术存在着巨大的关联的。正如上文所讲,新零售是一种建构于新技术之上的全新物种。同互联网技术仅仅只是做撮合和中介不同,这些新技术的最大的功能和作用是重塑与再造。换句话说,这些新技术必须与行业内部传统的元素进行深度融合,并且发生嬗变,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力。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做平台,很显然是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的,只有把自己定位成为“基础设施”,强化与行业之间的流程和环节的深度联系,进而改造行业内部的元素,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

因此,我们并不能够仅仅只是简单地把数字零售定位成为“平台”,而是要将它定位成为“基础设施”。通过不断强化对行业之间的联系,通过不断下沉到行业的细枝末节,涵盖到行业发展的全链路,最终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存在,才能真正获得新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奉劝那些依然还在对平台奉若圭臬的人,不要再用做平台的逻辑做数字零售,以做基础设施的思路来实践数字零售,或许才是正道所在。

数字零售不是避风港,而是“龙门”。不可否认的是,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将流量从线下向线上进行迁移,我们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很多传统制造商和经销商来讲,纵然是不变革和创新产品,依然可以活得很滋润。因为互联网成为一种成本低,效率高的渠道,借助它,传统制造商和经销商可以逃过产品和服务变革的风暴。因此,电商其实变成了传统生产方式和供应方式的避风港。

即使是到了新零售时代,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我们依然看到很多的传统玩家要用新零售的手段继续倾销已经过时、滞销的商品,这是人们之所以会将电商看成是库存商品和滞销商品的倾销地的根本原因。如果这种问题不得到改变,那么,纵然是新零售的模式再新,流量再多都是无效的。于是,数字零售,便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同电商和新零售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供应方式的避风港不同,数字零售是一个深度改造行业的存在。在数字零售时代,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供应方式不改变已经不行了,因为消费升级时代的来临已经让传统的产品和服务没有销路,因为新技术已经与它们之间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彻底改变。所以,数字零售不是避风港,而是“龙门”。

数字零售不是做“流量”,而是做“留量”。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当中专门阐述过留量在产业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性。作为产业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零售的目标对象同样不仅仅只是“流量”,而是“留量”。

什么是留量呢?说白了,留量就是真实的用户,他们可以复购,可以是供应方,可以是多重角色。对于数字零售来讲,留量才是真正有效的,而流量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仅仅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并不能被数字零售的玩家所用。所以,当数字零售时代来临,玩家们不应该仅仅只是关注流量的数字,而是应该关注留量的数据,当流量的数字转化成为留量的数据的时候,这些流量才是有效的。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玩家们依然还沉浸在流量的牢笼里,牟足了劲去吸流量,但却忽略了留量,那么,等到连资本市场都对流量不感冒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流量非但无法成为一种生产力,反而还会变成他们的一种负担。因此,不要做“流量”,而是做“留量”,才是确保数字零售时代可以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当数字零售开始出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将它划归到新零售的范围内,殊不知,它已经与新零售之间毫不关联。从本质上看,这是与它们内部的底层技术存在着根本联系的。认识到这种区别,并且真正找到数字零售的关键点,才是避免数字零售可以再度陷入互联网怪圈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数字零售才会摆脱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再是新零售的“皇帝的新装”,而是变成了它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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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是明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吴门四家”,亦称“天门四杰”。

作为“吴门四家”里的“另类”,仇英是以文人所敬而远之的“工笔人物”收获盛名的;他几乎没有书法作品留下,没有诗词歌赋留下,也没有什么八卦供人津津乐道。这个出身卑微、自学成才的漆工,愣是靠自己的才华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代大家。

仇英肖像 清 李岳云绘

他出身工匠,早年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从而业画。年轻时以善画结识了许多当代名家,为文征明、唐寅所器重,仇英的好友彭年记载:“十洲少既见赏于横翁(文征明)”,又拜周臣门下学画,并曾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中见识了大量古代名作,临摹创作了大量精品。他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每幅画都是严谨周密、刻划入微。

《仙山楼阁图》33cm×86cm

明代姜绍书的《无声诗史》称:“英之画秀雅纤丽,豪素之工,侔于叶玉”,人物画“发翠毫金,丝丹缕素,静丽艳逸,无惭古人”,仕女画“神采生动,虽昉复起,未能过也。”——这里是说如果连画《簪花仕女图》的周昉再世也未必画得过仇英,这无疑是对仇英极大的褒奖。

仇英 《桃园仙境图》(局部)

仇英最为今人称道的便是其“青绿”技法,他也将这种颜色运用于长卷人物场景中,他的配色总是很好看,这种敏感得益于其早年漆工的出身。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传统器物之美非常迷人,精工细作的雅致已成绝唱,所以能作出好漆器的人,他的画画当然不会差,加之仇英后天的勤奋与悟性,证明了即使是天才确实也是由99%的汗水塑造的真理。

仇英 《桃园仙境图》 绢本设色 175×66.7cm 天津博物馆藏

仇英之所以要付出那么多的努力,是为了跻身当时的上流文人社会。但即便如此,他在今天的地位可能还是不及吴门四家的其他三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的书法是硬伤,所以我们还是多以画家称呼仇英,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

有个例子可供参照,在著名收藏家项元汴收购的藏品中,书法藏品之冠是王羲之的《瞻迎帖卷》,值二千金;绘画藏品中则以仇英的《汉宫春晓图》最高,但只有二百金。可见在古代文人士大夫心中,书法的地位要远高于绘画。但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项元汴对仇英的赏识。

仇英 《汉宫春晓图》(局部)

我们每每提到一幅中国古代书画的经典母题,再例数哪些名家画过,肯定会提到仇英的名字(如果仇英有画过此母题的话)。在创作这些经典图式的时候,仇英往往会留下鲜明的个人风格。

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人物画这一分科中,甫一开始,人物画就是承载着“成教化,助人伦”的使命,因而,历史故事题材是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之一。仇英也不例外。这一方面,他在项元汴赞助下对其藏品临摹较多。另一种是仇英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的演绎,在风格和技法上以南宋为圭臬,多是取一景的小品,画面有趣味性。最后一种就是人物场景图了,此中代表即为《汉宫春晓图》。

仇英 《汉宫春晓图》(局部)

人物画发展到明代这里,就开始“退隐”到山林之中了,于是,“文人雅集”题材开始出现。仇英对此题材自然也是熟稔,也寄托了他对这种上层阶级交游方式的向往之情。真正体现仇英令人赞叹的集大成功力之作是见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剑阁图》,这幅纵长295.4厘米、宽101.9厘米的长卷,是仇英自创的母题,其灵感来自李白的《蜀道难》。

仇英 《剑阁图》 绢本设色 295.4×101.9cm 上海博物馆藏

仇英通过这幅精雕细琢、充分体现工笔精细和青绿山水既磅礴又秀丽之风的长卷,诠释了什么是既有“意境”又有“精气神”的中国画。整幅画作浩荡磅礴,气冲霄汉,行路者鱼贯于崎岖小路上传递着一股不畏艰难而勇往直前的气息,因而此作可以说流露出一股中国古代书画中难得的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佳作,而非一味地“摹古”或追求简淡萧疏的古意。

仇英 《汉宫春晓图》(局部)

同样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就是“清明上河图”了。无论是北宋开封府的繁华,还是明代吴门姑苏城的热闹,都邀请观众以平民的眼光观看历史上曾经的平民的生活:罗锦匹帛铺、丑婆药铺、描金漆器、裱画铺子、酒肆青楼......曾经的生活在尺素上依旧鲜活,这份迷人的魅力穿越千年历史尘埃依旧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今人面前,怎能不让人心动?而仇英,作为一个优秀的职业画家,也深谙喜闻乐见的题材深入人心的心理,故他的题材总是讨巧的。他摹古又不拘泥于“古”,仇本《清明上河图》便是例子。

仇英 《清明上河图》(局部)

虽说是摹张择端原作,但是时代显然早已变迁,彼时姑苏城繁华程度远超当年的汴梁,当时的苏州府是明代首屈一指的财赋重地,因而仇英是画出了一卷更繁华和细致的“清明上河图”;此外,创作此卷时仇英寓居昆山周凤来之家,有大量文献古籍和古画,在艺术素养上已是其人生中非常成熟的阶段。再有,仇英因出身的关系,非常了解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所以在他的描绘中,这些穿梭市巷间的人是非常鲜活的,他们是作为繁荣姑苏的主力军而被呈现在画卷上的。

仇英 《清明上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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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海报

文/ 李建强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历史可以说是耳熟能详,读过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看过电影《上甘岭》,观赏过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但是看完中央电视台首播的40集电视连续剧《跨过鸭绿江》,依然感到啧啧有味、心潮起伏。据统计,该剧首播期间,收视率和收视份额始终高居榜首。那么,是什么撬动了对于这场战争已经数见不鲜的观众们的心扉呢?一是战争全景的展示。民族历史中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比如艰难中的威武不屈,困境中的玉汝于成,奋斗中的英勇牺牲,战争中的国家英烈……人们只有了解了这些历史,才能知道当下,才能感知未来。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伟大的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就是这样一段完整具备了各种恒久要素、值得人们反复咀嚼与回味的历史。正因为此,几十年来表现这一历史的影视作品已不在少数。不过,像《跨过鸭绿江》这样全面、完整、周详地表现这一历史的作品,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剧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也是该剧打动人心、老少咸宜、产生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按一般理解,《跨过鸭绿江》应该主要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的战斗生活,但该剧并没有墨守成规、按部就班,而是从1950年,毛泽东主席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顺利返回北京开始;由此转接到蒋介石父子在台湾的反应、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在白宫的猜测;然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首要任务;继而展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汇报中国方面发表的声明……三国四方,紧锣密鼓,纵横捭阖,大开大合。该剧前面6集,都在表现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这种不急不慢、“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大手笔,不仅对抗美援朝的历史背景作了宏观整合、从容细致的交代,而且自然而然地带出了两大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整部电视剧,从1950年中国人民为保家卫国、被迫卷入战争开始,到1953年签订停战协议截止,将历经五次战役,通过漫长谈判,最终打出了民族尊严、赢得胜利的抗美援朝历程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重细节(如美军师长奥利弗率领部下向冻僵牺牲的中国军人敬礼致敬等),能直书(如我方三十八军首战贻误战机、180师被围剿几近全军覆没等),为各个年龄层次、各种身份教养的观众通畅地接受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二是人物群像的构造。我国很长一段时间的战争片,都以“大事件”和“大人物”为圭臬,主打壮阔气势牌;后来的战争片又以“小人物”为法式,以为只有表现“普通的人”和“个体的人”才有确认艺术的价值。其实,战争不是由预定的形式决定的,它既不是“大人物”的特权,也不是“小人物”的专利,只有写出生死对抗、运筹决胜中人物的众生相,表现出人的生命高度、情感温度和精神特性,作品才真实、才有力、才好看。在《跨过鸭绿江》中,我们果真看到了这样一批包罗万象、神情毕肖和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高层、中层和基层。在剧中,我们既看到了中国党和国家领袖,以及军队的一批血肉丰满、活灵活现的高级干部形象,如毛泽东的豪迈,周总理的机智,刘少奇的达观,朱德的沉稳等,以及彭德怀的大气,邓华的果断,洪学智的幽默等;也看到了一批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中级干部形象,如旗开得胜的四十军345团团长褚传禹的果敢,英勇出击的三十九军343团团长王扶之的坚忍,困厄坚守的三十八军335团团长范天恩的苦涩等;还看到了基层连长杨根思的壮烈,战士邱少云的自律,通讯员黄继光的英勇……自上而下,一应齐全,笔墨虽参差错落,但无不有声有色、传神感人,生动诠释了战争环境里从主帅到士兵的生命轨迹。我方、友方和敌方。如果说,我方领袖和军人的成功塑造尚有据可循,那么对于友方人物的构造就要颇费踌躇,如斯大林的老辣,维辛斯基的持重,金日成的干练等,都有史实作为根据,这就颇能令人信服。难度更大的还有敌方人物的刻画,倘若囿于概念就会流于皮相,凡俗平庸则难避苍白无力,如杜鲁门的自得,艾奇逊的尖刻,麦克阿瑟的骄狂,李承晚的顽劣,都在充盈的日常生活和战事细节中得到坐实。如是,全剧百十号有名有姓的人物,大小数百次战斗,泾渭分明,势不两立,悬念丛生,言必有据,十分出彩。

三是共同情感的揭橥。一位名家曾说过:只有夜幕才能显示出天上的星辰,只有苦难才能显示出生活的意义。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一次宁折不弯的抗击,它留给人们最深的感触是什么?是硝烟战火中的亲情、爱情,是生死存亡时的手足情、战友情,更有深植其内的家国情怀和渴望世界和平的正义公理之情。这种基于共情的情感共识由外而内,由画面而成像,由情感共情而认知共情,在心头油然而生,在心底弥漫流淌。这是作品传达的最强烈的中国之音和时代之声。最终决定影像艺术生命力的,一定是人类的情感通律,是人类精神的“高原”和“高峰”,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元素。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3D和4K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纷纷汇入影视。有人提出,今后影视的发展将有赖于大数据的运用和新技术的更迭,甚至把高科技的因子和渗透看作新世纪影视发展的决定因素。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影视是一种光影技术产物,更是一种人文情感艺术,很难想象,一旦与人世、人情和人心剥离,完全与共情、共鸣和共理脱节,它还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还能和当代人的情感血脉发生共振?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为什么电视剧最后特意安排一名刚参军的文工团小姑娘表演。她因为没能上前线为战士们演出而垂头丧气,彭总暖心地安慰她,并让她当众为大家表演节目。小姑娘朗诵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赞歌,是对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礼赞,也是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信心的宣言。画龙点睛,锦上添花,既照应、归拢了全片,阐明、提升了主旨,其实也是电视剧编导尊重和驾驭艺术情感规律的生动体现。

(刊于2021年2月4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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